南斯拉夫女游击队员在进行作战训练。 　　资料图片

2014年4月，斯洛文尼亚举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活动。与会者身着当年游击队员的服装出席。 　　新华社发

位于华沙古城城墙下的波兰童子军纪念碑。 　　本报记者 李增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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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爆发后，德意日法西斯野蛮的侵略与占领激起各国人民的愤怒与反抗，民族抵抗运动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密切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有力推动了战争胜利进程，对形成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和平国际秩序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偷运弹药抵抗法西斯

本报驻瑞典记者 刘仲华

纳粹德国占领丹麦之前，莫里斯一家幸福地生活在日德兰半岛的韦德斯腾地区，经营着当地最著名的饭店。韦德斯腾饭店是菲尔家族的百年老店，1925年莫里斯接手后，经营有道，生意兴隆。虽然韦德斯腾远离哥本哈根这个政治中心，但莫里斯对祖国的热爱毫不逊色。为纪念被德国占领的日德兰半岛南部丹尼沃克地区，他在饭店院子里竖起一块石碑，刻下“到丹尼沃克还有一半路”。

1940年4月，丹麦被纳粹德国占领后，莫里斯无比沮丧。丹麦政府通过广播要求民众与德国当局合作、不要参与抵抗活动，这样的宣传让他怒火中烧。在好友劝说下，他成立了一个行动小组，以韦德斯腾饭店为基地，专门接收英国飞机投放的武器和弹药，然后把这些物资散发到丹麦各地。他不顾政府发出的对抵抗者实施死刑的威胁，把儿子、女婿和女儿都带入了这场斗争中。

1943年3月12日，莫里斯小组第一次行动。当晚，14箱弹药被空投于该地区。他的朋友第二天一早来到韦德斯腾饭店对莫里斯说，“艾利亚斯向你问候”。暗号表明弹药已在某地被藏好。莫里斯赶着马车去取走弹药，再送到下一个接送地点，然后分发给日德兰半岛的抵抗组织。

几次尝试之后，莫里斯把离饭店不远的一片沼泽地当作理想投放点。英国空军把该处命名为芥末角。每天18时15分，莫里斯和同伴都会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如果节目中出现“收听”“再次收听”的提示，就表示当晚午夜时分会有一架次或多架次飞机空投弹药。听到飞机的声音后，地面人员要点亮4盏信号灯，1红3白，以便飞行员了解准确投放位置。弹药箱落地后，地面人员尽快取走弹药，并把包装箱埋入沼泽地。

1943年底，一名来丹麦执行空投任务的英国飞行员被纳粹逮捕，严刑拷打下，他招出了韦德斯腾小组。抵抗组织派人劝说莫里斯夫妇尽快离开，但莫里斯选择留下，与战友共进退。1944年3月11日，盖世太保包围了韦德斯腾饭店，逮捕了抵抗运动的所有成员。

同年6月，包括莫里斯、他的大儿子、女婿在内的8名韦德斯腾小组成员被判死刑。他的大女儿和儿媳被判有期徒刑。在前往刑场的路上，8人在卡车上唱起了家乡的民谣。他们被绑到木桩上后，莫里斯仍激励儿子要勇敢地面对死亡。

韦德斯腾小组的8位烈士是德国占领期间第一批因为参与抵抗运动被处决的丹麦人。但他们的精神激励起更多丹麦人加入到反抗纳粹德国的运动中。靠着盟军秘密运进的枪械武装，丹麦各地共有4万多人加入抵抗组织，有力地打击了德军。

　　追随戴高乐光复河山

本报驻法国记者 王远

1940年，亨利·埃科沙尔还是一名18岁的高中生，但已是最早加入抵抗组织“自由法国”的年轻人之一。眼看着德军在一个月时间里侵占了法国，对傀儡政府深感失望的埃科沙尔从法国西部出发，来到了选择与希特勒作斗争的英国。“对我来说，这不再是爱国的问题，我只想举起步枪，与希特勒分子作斗争”，在巴黎戴高乐基金会二层戴高乐将军昔日的办公室里，埃科沙尔回忆起当年经历。

“1940年至1945年间，我一直追随戴高乐将军。我有幸能跟随这位伟大的领路人。”埃科沙尔一字一顿地说道，充满了对昔日领袖的敬仰与尊重。

“这是一段非凡的冒险，在这段历史中做一些事情是我们的骄傲”，与埃科沙尔并肩而坐的勒内·马尔博说。当年，马尔博告诉母亲要投奔自由法国部队，“她立刻表示支持，说如果她也是我这个年纪的小伙子，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知道她以我为荣。”

不过，当时马尔博年龄太小，被派至黎巴嫩以童子军身份做情报工作。“那时候我表现得很积极”，马尔博笑着说，“通过组织一系列摄影比赛，我名正言顺地拍下法国傀儡政府维希军队的防御工事。”黎巴嫩从维希政权中解放后，马尔博如愿加入了自由法国部队，随后来到英国接受军校的严酷训练，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伞兵。巴黎解放后，马尔博终于跳伞降落到法国，抑制不住内心激动，亲吻脚下祖国的土地。

　　团结各界抵制希特勒

本报驻德国记者 郑红

在纳粹政权统治德国期间，有很多充满正义感的德国人反对希特勒，抵抗纳粹统治。“克莱稍圈”就是这样一个组织。

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和其他几位成员组成的“克莱稍圈”，从1940年开始，在德国每一个省寻找联系人，希望推翻纳粹政权，重建德国社会。

“克莱稍圈”由不同的阵营结合在一起。有贵族、社会民主党人、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也有女性参与进来，这在当时并不常见，是反对纳粹的精神让这些团体结合起来。

1944年1月，毛奇被党卫军逮捕并关进集中营，一些成员加入到陆军上校施陶芬贝格的反抗团体，并为刺杀希特勒做准备。

1944年7月20日，经精心策划，施陶芬贝格携带装有爆炸物的公文包去见希特勒。他把公文包放在离希特勒约两米的地方，但最终公文包被阴差阳错地挪走，希特勒逃过一劫。施陶芬贝格及其同伴第二天即在柏林被枪决。

刺杀行动失败后，包括毛奇在内的“克莱稍圈”多名成员也牺牲了。

　　潜伏集中营收集情报

本报驻波兰记者 李增伟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战俘墙上有一张威托尔德·皮勒切克的照片。皮勒切克是二战期间波兰抵抗运动的创始人，为搜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报，他主动要求进入了死亡集中营。

1940年9月19日，化名托马斯·瑟拉菲斯克的皮勒切克在华沙街头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胳膊上刺的编号为4859号。

在集中营，他组织成立了“地下军事联盟”。同年10月，“地下军事联盟”开始向华沙传递相关报告。到1941年，“地下军事联盟”已有自己的外部供给线，经常在附近居民的协助下从外界接收药品等物资。1941年3月，皮勒切克的报告通过波兰抵抗组织传送到英国政府。这些报告成为盟军了解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最重要情报来源。

1942年，该组织正式成员已有1000多人，他们甚至在集中营的医院里秘密架设了一座无线电台，为波兰抵抗组织提供许多价值极高的情报。

1943年4月26日晚，皮勒切克与另外两名关押人员制服看守，切断电话线，带着偷来的大量德国文件逃出集中营。为防止被俘，他们都随身携带了吞下后立即致命的氰化物。幸运的是，他们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成功地逃出了这个死亡集中营。

　　集训三天便开赴前线

本报驻泰国记者 王天乐

1941年底，面对日军攻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集各派人士，商讨华侨协助英军守卫新加坡事宜，决定成立星华义勇军。决定获得民众热烈响应，几天内就招募到3000多人。义勇军副司令员胡铁君少校说，义勇军包括了各政党、各阶层的分子，我们不问信仰，只要他们具备抗日救国的热忱和勇气就可以参加。英国军事当局委任新加坡原副警察总监达理上校为义勇军司令官。

1942年2月1日，日本开始大规模炮击新加坡，1300多名星华义勇军成员被集结起来，编成7个连，开始进行军事训练。义勇军的武器装备极其简陋，多数人持老式步枪，只有少部分人有手榴弹和机枪，甚至有人只能用打猎的器具，如猎枪与巴冷刀（马来半岛特殊的开山刀）来战斗。由于局势日益紧张，义勇军受训仅仅3天便开赴前线，在柔佛海峡阻击日军登陆，在巴西班让、裕廊等地与日军浴血奋战。

据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在最为激烈和惨烈的武吉知马战役中，星华义勇军与英军并肩作战，在耗尽弹药后仍然赤手空拳进行搏斗，伤亡异常惨重。

最终，驻防新加坡的英军无法抵挡日军的强大攻势。2月13日，即新加坡沦陷前两天的早晨，达理下令解散星华义勇军。达理在最后训话时，不无动情地说：“若提前两三个月开始受训，发给精锐武器，相信义勇军能抵挡得住敌人前进。”

负责英属马来亚地区华侨事务的行政长官白克登战后重返新加坡，对义勇军不吝赞赏：“虽处此不利之环境中，而队员仍能英勇应战，前赴后继壮烈牺牲，全军上下莫不本其为争取自由正义而战之精神，以歼灭此有史以来最残暴之敌人，其丰功伟绩，垂诸千古”。

　　秘密小报传胜利消息

本报驻印度尼西亚记者 席来旺

1942年日军占领印尼西加里曼丹后，当地有2万多人被杀害，现年91岁的杨金锋是少数幸存者之一。

面对日军暴行，杨金锋追随老师等抗日爱国人士，参加抗日示威游行等活动。他告诉本报记者，自日本侵占印尼后，爪哇、苏门答腊、西加里曼丹等地区的广大爱国华侨与印尼人一道，组织“西加反日同盟会”“苏岛华侨抗敌协会”等地下抗日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抵抗运动。

老人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宣传战。抗日爱国人士利用暗藏起来的收音机，收听新德里等地电台的国际战事广播，将消息印在秘密小报上。华侨抗敌协会出版的第一份油印秘密小报叫《正义报》，后来为加强宣传工作更名为《解放报》，后又改称《自由报》，最后并入《前进报》，内容越来越充实。秘密小报揭露敌人的虚假宣传，传播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消息。为扩大影响，秘密小报除供会员阅读外，还传给可靠的亲友阅读，并把这些人发展成为“读报群众”。为向印尼人民宣传，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华侨抗敌协会还将部分内容编译成印尼文，由专人分发给可靠的印尼友人阅读。

秘密小报受到当地广大爱国侨胞的欢迎，激发了爱国热情，鼓舞了斗志，更坚定了当地华侨的抗战信心。

版式设计：刘慧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11日 2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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