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同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与战略思考

    今年十月三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提到：“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习主席有关共同建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为中国—东盟未来的合作和共同发展描绘了一个伟大的蓝图，指明了方向。习主席的这段讲话，既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又有丰富的现实意义。事实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交往中，确实曾经建立过友好睦邻的“海上丝绸之路”。诚如习主席在演讲中的另一段提到：“早在2000年前的中国汉代，两国人民就克服大海的阻隔，打开了往来的大门。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尼群岛，足迹遍及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许多都传诵至今。”

    习主席的这段话，对我们总结以往中国—东南亚各国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思考未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宏伟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的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建构的“海上丝绸之路”作些回顾。

    从史籍记载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发生关系肇始于秦汉时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先民便从广东的徐闻、合浦（今属广西）港口出发，前往南海活动，进行开发。由徐闻、合浦至南海诸岛及东南亚各国皆有航海纪程和针路可达。至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据明代张燮《东西洋考》记载，早在唐代以前，就有华人在南洋一带开疆辟土，休养生息。

    又据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爪哇国》记载，早在北宋淳化年间（990-994年），爪哇国王（今印度尼西亚）便对宋朝推行「王道」深表认同，并主动遣使前来朝贡。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近代以来有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研究，但传统的历史学者大都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宣国威（即展示权威与实力），或者是为了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朝贡贸易关系。对于这些举措后面隐藏的更深层次的意涵，向来鲜有论者涉及。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郑和下西洋背后隐藏着的明代对外政策的深层次内涵略作检讨。

    首先，明朝对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争端采取保持中立的政策，同时对远邦和近邻，不论其国或大或小、或强或弱，只要是认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即「王道」者，皆一律平等对待，将其纳入中华朝贡体系即文明秩序中（所谓「示无外」）。这种以「王道」开路施行「仁政」的做法，使周边国家深表认同、心悦诚服。

    其次，明朝对外政策最成功之处在于显示「权威和实力」的同时，却没有任何扩张领土的野心和占有欲。明朝对于向中国朝贡的东南亚各国，不论大小，一视同仁，实施一种普遍平等的公平政策，即所谓「无间内外，均视一体」。

    由于明洪武帝的对外政策方向正确，因而获得了东南亚各国甚至整个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及至永乐帝派遣郑和率庞大舰队七下西洋，凭借优越的文明和超强的实力，对东南亚各国采取「恩威并施、王霸杂用」的方针，将东南亚大小三十多个国家纳入朝贡贸易体系即中华文明统治秩序中。

    正是因为郑和船队与东南亚国家交往中施行「仁政」和采取了公平原则，致使这些国家不但认同而且仰慕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所以才纷纷投入中华文明的大家庭，甚至将其国的山川河流一并纳入中国版图，与中国同享祭祀（例如，安南、占城、柬埔寨、暹罗等国纳入广西，三佛齐、爪哇纳入广东，琉球、渤泥则纳入福建）。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明朝的实践表明，只有中国的内部政权稳定，综合实力持续增长，才有可能推行其「王道」和落实其「无间内外，均视一体」的公平政策。因为要维持万国来朝的局面，必须承担巨大的外交成本。如果没有持久的实力，或者其内部统治和国家安全受到挑战，就不可能保持稳定的朝贡体系，甚至还会出现「进贡国有一天也许会变成索贡国」的现象。永乐帝之后明朝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关系便出现如此的情况。

    以上的分析表明，明朝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并且通过郑和七下西洋的行动，把东南亚大批新国家纳入朝贡体系，并且在亚洲地区建立起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为主体的统治秩序，对于明代的这一历史经验，笔者认为有必要作深入剖析和认真总结。

    永乐大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有三个特点格外值得重视：一、不占有他国领土，也即是不做殖民主义者；二、通过传播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从而建立起中华文明的统治秩序；三、以强盛国力和军事实力为对外政策提供坚强后盾。

    回顾历史，审视现状，总结明代对外关系的历史经验，无论对认识和理解习近平主席有关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建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抑或是处理当前错综复杂的南海问题，都是有助益的；即使对未来中国崛起后的战略选择以及角色定位也是有帮助的。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决策层在落实习近平主席有关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建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时，确实有必要通过深入研究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从而进一步深入探索未来中国将要扮演的角色。当中国和平崛起之后，在展示「权威与实力」（即所谓「综合国力」）的同时，有必要强调坚持以国际法来处理对外事务和南海纷争。只有将传统中华文明中的「德」与「威」放在现代国际关系的框架内，才有可能使中华民族的元气复苏。 （作者系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郑海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