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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大学生在多哈“中国角”边会上介绍相关课题。 |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加强全球治理，核心是解决发展问题。全球发展依然不平衡，全球性问题愈发突出。持续5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缺陷，使全球治理变得更加紧迫。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2012年，从洛斯卡沃斯到里约热内卢，再到多哈，都见证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力和影响力。中国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平衡，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发展问题是核心
——访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丽贝卡·格林斯潘
本报记者 骆 青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格林斯潘：我认为有三点。第一，中国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桥梁。中国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各地区之间发展存在着巨大差异，既有与发达国家媲美的地区又有与贫穷落后斗争的地区。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能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更好地代表南方国家。第二，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影响，中国的发展之路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中国可以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能够在全球治理机制当中得到反映。最后，中国提出发展问题应该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这本身就是对全球治理机制民主化、完善全球治理的贡献。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全球治理现状？如何应对面临的挑战？
格林斯潘：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加强。以前一些可以在国家层面解决的问题，现在却需要在全球治理层面解决。人类面对着共同的挑战，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粮价上涨、粮食安全等问题，仅靠单独国家是无法解决的，更需要共同行动、形成合力。
然而，当前的全球治理有三个问题需要去应对和解决。一是全球治理机构需要时间去适应经济全球化快速走向纵深所带来的变化，目前适应速度和改革比需要的慢。二是全球治理秩序需要及时反映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现实。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南南贸易及其占南部国家经济的比重日益提高，在新的全球治理结构中需要增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话语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全球的协调更加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共同把握机遇和克服挑战。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样才能够推动全球的协调发展。
最后，一些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如二十国集团崛起，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但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要明确各自扮演的角色，联合国作为唯一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性组织，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二十国集团可以扮演补充性、建设性的角色。我们需要正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改善全球治理，加强国际机构间的协调。
亲历
给市场打一针强心剂
本报驻墨西哥记者 邹志鹏
2012年6月18日至19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本报记者全程参与为期两天的峰会报道，对峰会上浓烈的“中国味儿”记忆犹新。
记者在国际新闻中心巧遇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著名汉学家莉莉亚娜·阿索夫斯卡。她专程赶来是为了给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双边会晤当翻译。她激动地说，中国领导人是峰会上的重量级“贵宾”。
按照官方议程，峰会主要谈及稳定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但会前有关欧债危机的争论“火药味”十足，特别是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的关键议题上，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表现消极且相互推诿。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作用备受关注，当地媒体由此将中国定位为二十国集团中“最有发言权”的国家。
6月18日，胡锦涛主席发表题为《稳中求进 共促发展》的重要讲话引发强烈反响。中方强调在各方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不会缺席”，并宣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430亿美元。如果算上俄罗斯、巴西、南非和印度的出资数额，金砖国家一共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750亿美元，金砖国家的表态成为本次峰会的最大亮点。
对此，道琼斯中国分社副社长白克龙强调，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本身就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峰会上的积极作为再次向全球市场传递出积极信号。埃菲社记者阿古斯蒂尼表示，中国宣布增资的消息令人无比振奋，中国最高决策者展现出了负责任大国姿态，给震荡不止的全球市场打了又一针强心剂，大大提升了外界对于二十国集团治理全球经济的期待。
未来由每个人创造
本报驻巴西记者 颜 欢
今年6月，来自193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各界代表聚首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会场距离里约热内卢市中心约有90分钟车程，100%使用新能源的大巴往返于各个指定酒店和会场之间，运送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团和媒体记者逾5万人次。
为何耗费如此大气力将会议地点安排在出行十分不便的市郊？大会发言人苏马一语道破：一是为了减少城区内的交通负担，以免给市民生活、工作带来不便；二是城外的环境更加优美、空气更加清新，让与会者保持好心情；三是城郊发展相对落后，如此大规模的国际会议能给这个地区做宣传。这就是巴西人的可持续发展观——既要促进发展同时保护环境，又要注重民生、提高生活质量，还要力争城市和周边地区平衡发展。
会场内出现的众多中国面孔让记者备感亲切。除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外，不少中国民间组织和青年学生团体也活跃在会场的各个角落，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赢得各方赞誉。会场内充满古镇气息的“中国角”每天都排满了边会——此次大会也是中国企业首次参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主题大会，实现了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的首次“跨界合作”。
来自中国高校和中学的青年环保组织代表也出现在会场。他们最大不过22岁、最小才15岁。作为学校环保社团的成员，早在大会举办一年前，他们就自发组织起参会团体，讨论议题、提交方案，然后自费远渡重洋来到巴西。北京一所高校大学生对记者表示：“我们每个人，特别从我们年轻一代开始，都做好了准备为保护地球村竭尽全力。”
开启紧密合作的大门
本报驻埃及记者 张梦旭
气候变化会议由于牵涉各国减排指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等，会程历来惊心动魄。11月召开的多哈气候大会也不例外。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供的数字，今年有1.7万多名代表团成员、7000多名非政府组织代表和1500名新闻记者参加了本次大会。
记者每天都能看到非政府组织举行的各种各样“真人秀”活动，表达自身理念。而主要国家举行的各种边会、学术研讨、发布会、展览则数不胜数。近年来，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成果显著，其举行的各种边会和发布会吸引了大量与会者的目光。多哈“中国角”共举办了18场边会活动，成为会场的一大亮点。今年的“中国角”有三大特色：一是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齐上阵，向外界阐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二是相关企业和地方政府主办了企业低碳发展主题边会、碳市场碳交易主题边会、低碳城市主题边会，展现中国在低碳发展方面所做的扎实工作；三是包括同国外非政府组织和智库的专场对话交流等活动，内容全面而丰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女士在“中国角”的会场上说，如果要列举世界上应对气候变化先驱者的名单，这里面必定有中国，中国的新能源技术也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多哈气候会议为2012年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画上了句号，同时也开启了未来更紧密合作的大门。
飞鸿
中国领跑
林奈莉·伍兹（英国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院长）
十年前，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谦逊而低调的宏愿让我印象深刻。一位中国贸易官员对我说：“我们现在是坐着、看着、学着。”
而今，中国已然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了。我在和中国政学企各界人士探讨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时，所有人都提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各个国际组织中，中国的作用引人注目：不仅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处于前列，而且在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也不乏中国人身影。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中国面向世界的新姿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和欧洲力图解救其崩溃的财政系统，需要大规模的多边和公共资金支持。对于来自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支持照单全收，对他们的改革建议却充耳不闻。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中国能够协助制定更好的、更平衡的、有利于众多小国和穷国的国际规则。例如，利用其在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国际金融监管讨论中的地位，中国可以推动如今陷入危机的政府进行更为有力地监管，而且可以确保那些迷恋伦敦和纽约的监管者们记得考虑管控措施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其次，中国能够呼吁，而且已经呼吁国际机构中更为平等的代表权利。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改革措施的关键，而美国的态度却依然摇摆不定。中国可以利用在国际组织中的上升地位推动更为有效的管理措施——更为清晰的目标、实现目标的具体步骤、明确各方具体责任。再次，中国可以协助构建并维护地区性组织，在经济合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最后，当国际合作不顺畅甚至是走向失败的时候，比如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以身作则，建立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目标。
现在，中国不再是“坐着、看着、学着”了，新的国际地位让她选择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本报记者吴乐珺、宋豪新采访整理）
新兴市场国家集体登场
让—皮埃尔·拉赫曼（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
现在，无论对于过去主导世界经济的发达国家而言，还是对于那些充满活力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全球经济治理均存在“权力真空”现象。
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开始经历影响深远的转型，这种转型来自四个方面的动力。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主要的、十分活跃的经济大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他三个主要转型动力是：信息和通信技术进步；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不断发展；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城市化、中产阶层人口的增加。这些变化让人惊叹不已，但也迫切需要管理。
21世纪，全球治理需要重点关注和应对好以下问题。贫困仍是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到2025年世界人口会增加10亿，实现经济增长仍是迫切任务。全球经济必须增长，必须为人类提供更多的食物、就业机会、医疗、教育等。但是经济增长更应注重质量，并且兼顾气候变化问题和濒临枯竭的资源。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现存国际金融体系已明显不适合当下的经济现实，全球供应链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现有贸易的性质和模式。“某国制造”的标签已显得老套，因为很多产品由多个国家协作完成。
目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巨大挑战。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同样的情节还在很多其他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中上演。
全球经济治理出现“权力真空”，由此导致的全球经济治理不到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发达国家不甘心让渡权力。中国需要表现果断，不仅保护和提升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且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既然新兴市场国家大多倚重贸易，那么当2013年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先生卸任时，如能在新兴市场国家选出合适人选接任世贸组织总干事一职，全球经济治理必会得到积极推动。（本报驻比利时记者孙天仁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