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是意大利《晚邮报》的记者，也是世界各国重要报纸的自由撰稿者。她曾采访过世界上许多政要人物，包括基辛格、西哈努克、梅厄夫人、阿拉法特等，并写了一本书。法拉奇坦言，她对采访对象的评论、印象都会毫不留情地写在前言中。

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法拉奇非常关注中国发生的事，特别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产生强烈的兴趣。她搜集了邓小平的资料，看外国人写的邓小平传记，对邓小平的生平有所了解。

她说要让世界得到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现在全世界都对中国感兴趣，许多人揣测中国要走当年赫鲁晓夫的路了，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而开始这一变革的是邓小平。世界不大知道邓小平，究竟邓小平要干什么？她觉得要了解中国的走向，邓小平是关键人物。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了法拉奇。这次采访的安排很特殊，法拉奇提出她要独家报道，不让任何其他新闻机构的人参加，包括中国记者。所以，这次会见时，中国摄影记者只拍了几分钟就退场了。当时在场的只有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法拉奇和翻译施燕华，还有一个记录员，共5个人。

法拉奇毕竟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记者，一坐下来，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其实，第一次坐下来面对这位世纪伟人时，她对采访能否成功，心里也没底。似乎为了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她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祝您生日快乐！”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法拉奇说：“我是从您的传记中知道的”。邓小平说：“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法拉奇说：“我父亲也是76岁，我要这么对他说，他肯定会打我两巴掌的”。邓小平说：“是呀，当然不能对你父亲这么说”。

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但并不是整个过程都是轻松的。寒喧结束，一场紧张的交锋开始了。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法拉奇对挂斯大林的像很不理解，她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英雄，在这个问题上她与邓小平争论起来。最后邓小平抓住她问题的实质，一针见血地回答：“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指了指法拉奇的笔说，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话不能理解，她坦率地说：“这是您刚才说的许多话中，第一个我不能理解的问题。但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

这个有点鲁莽的问题瞬间使会见厅的空气凝重起来。施燕华心里有点儿嘀咕，她怎么问这么不礼貌的问题？翻译完这个问题，施燕华不安地看着邓小平的表情。邓小平听了不但没有表示丝毫的怒意，相反却报以爽朗的大笑，他以平静的语气，从容地回答说：“哦，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中断援助项目，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控制中国，要求在中国设军事基地等。他知道这些例子不一定能说服法拉奇，继续争论毫无意义，于是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我们不谈赫鲁晓夫了”。

法拉奇虽然不再提赫鲁晓夫，但仍然对改革开放会把中国引向何处，疑惑不解。她问邓小平：“您是否认为资本主义不都是坏的？”她还觉得邓小平主张保留农村的自留地与共产主义理论有矛盾。这些问题不仅国外关心，国内也有不少人觉得难以解释。

邓小平明确地回答了法拉奇的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他列举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管理等，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应学习，是没有阶级性的。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

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

8月23日上午，邓小平又见了法拉奇一次。两次加起来约有4个多小时，邓小平重点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二次谈话结束时，邓小平高兴地站起来，与法拉奇握手告别。他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法拉奇连忙说：“精彩极了！”

8月31日、9月1日，西方各大报纸连载了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全文，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法拉奇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历史问题，是谈得很深的。”法拉奇认为，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同年9月，法拉奇给邓小平写了一封感谢信，在信尾她写道：“采访您是我的宿愿。我曾经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这一愿望的实现，现在看来，这一担心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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