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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一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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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芳曼制图 |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新加坡居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提升。作为“东亚模式”的佼佼者，新加坡成功故事的背后，也有遭受挫折的经历。本报记者近日赴新加坡采访，采写了这组报道，希望能为读者揭示新加坡国民收入增长的奥秘。
收入增长，不只是多赚钱
新加坡不养懒人，这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名言。在新加坡采访，听到最多的是，新加坡能给所有国民最大的福利就是非常充分的就业。就业是新加坡经济政策的核心。围绕这个大前提，新加坡在整个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非常强调经济发展和就业、收入的相关性，整个社会的政策设计也围绕就业这盘棋展开。
居民找工作，需要良好的就业环境。有工作，才有收入。政府并不是直接为居民提供福利，而是通过“亲商”政策来达到亲民的目的。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商环境，减少企业税负、提供贷款和补贴，建立服务型政府，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政策透明，政府廉洁，法制完善，这一系列政策都配合“亲商”政策展开。世界银行近年来发布的企业营商环境指数中，新加坡排名第一。
居民找工作，需要就业竞争力。教育制度和在职培训也是这盘棋上的重点。新加坡十分重视教育投入，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从1980年到1990年增加了大约2倍，到2000年又增加了1.8倍。同时，政府积极做好在职培训，及时和企业沟通，对职工进行在职培训提供高额补贴。《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认为新加坡的教育质量全球第三，数学和科学教育质量全球第一，新加坡人是全球最有效率的劳动队伍之一。
居民有房可居，才能乐于工作。新加坡“居者有其屋”计划是基本国策，实行了近40年。和世界大多数国家将公共住房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提供给低收入家庭不同，新加坡大部分人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里，这些叫做组屋的房子已经成为花园城市的一部分。因为开放经济体的客观要求，新加坡一直存在着两个劳动力市场，高端人才因为具有国际竞争力，所以收入较高，低端人才则因为廉价外劳的涌入而收入较低。然而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安定，这与“居者有其屋”有很大关系。
新加坡政府并没有拿出巨大的财政支出来承担每个人的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障。因为财政支出扩大，意味着需要提高税负、增加企业和国民的负担。新加坡每个人都有公积金，可以用来买房、教育、看病、养老以及投资等。公积金是由个人和雇主共同缴纳的。国家提供的是就业机会，让每个国民通过就业来取得收入，从而拥有公积金。当然，对于最困难的人，政府会提供最后的保障。
在新加坡，收入增加不再是简单的收入问题。首先，把经济增长包括进行产业升级作为国民收入增长的源头。其次，为了收入源头不断，降低企业税负，用就业福利代替西方普惠性福利。最后，控制生产成本，同时降低衣食住行的成本，包括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等。当一个社会，有企业发展提供就业岗位，有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参与就业，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撑就业，居民收入增加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棋道，在于布局。布局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一盘棋的结果。国家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亦是此道。
力推产业升级
新加坡位于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口岸，早期以转口贸易为主。面对转口贸易停滞不前、失业率高达13%的状况，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决心实现产业升级，推动工业化，从转口贸易向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纺织和服装业、食品业等在新加坡蓬勃发展起来，迅速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并有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的劳动力不断涌入。新加坡解决了就业问题，取得了经济增长，但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低，当时新加坡工人的工资水平并未得到明显提升。
1970年后，随着马来西亚等国开始工业化，外来劳工减少，新加坡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劳工短缺现象，这带来了工资大幅提高的压力。为了协调劳资关系，1972年新加坡成立了全国工资理事会，由劳方、资方和政府三方合作协调提出每年工资增长建议。“工业化会带来工资提高的压力，一定需要产业升级。”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前所长黄朝翰对记者表示。
只有进行产业升级，新加坡才能摆脱低工资和低生产率的模式，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第二次工业化”的产业升级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为此，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尤其是高工资政策，“强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黄朝翰介绍说，全国工资理事会连续3年将工资增长指导线定为20%，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公共部门都依此执行。而由于劳动力短缺，实际上对私人部门也形成了压力，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工资成本上升，同时政府强制提高企业缴存公积金比例。新加坡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因而大幅上升，不得不更多地购买机器，扩大资本要素的投入，同时提高劳工的使用效率，加强管理，这样才可以承受工资的大幅提高。通过提高工资倒逼企业进行产业升级，这是当时新加坡政府的经济转型思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认为，这一思路符合经济学逻辑。
一位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当地工程师告诉记者，当时他的工资快速增长，因为对工程师的需求远远超过供给。而在内务部工作的一位公务员则对记者表示，他们一家大都在政府部门工作，收入并不高，当时她的收入增长没有工程师那么快，但是夫妻两人的收入可以买5房式的组屋。
新加坡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例如补贴企业对工人的技术培训，提供优惠贷款以帮助企业购买机器，提供咨询帮助企业开拓市场等。“工人再培训对产业升级非常重要。”黄朝翰说。其结果是，一批未能升级的企业被淘汰或者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新加坡经济成功升级为技术、资本密集型经济——其支柱产业有电子、化学、机械以及运输设备制造业，再到贸易性的服务业如金融业和银行业。这一段经济发展历程后来也被一些人认为“过激”，黄朝翰将其称为“休克疗法”，顾清扬认为速度过快，未能给企业充分调整的时间。
新加坡高工资倒逼企业产业升级有其国际背景。当时，全球经济形势蒸蒸日上，新加坡工业产品的价格虽然上涨但是订单依然不断。然而，经济运行周期是有规律的。1985年全球经济下行，新加坡企业订单大幅下滑，而工人工资上涨太快，使得企业不堪重负，当年新加坡经济出现衰退，这在多年近双位数的增长情势下是极为严峻的。说起这段经历，新加坡人都有些痛心，因为之后是痛苦的“工资冻结”政策。及时制止工资过快上涨后，新加坡经济又重新恢复了竞争力。
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挫折，新加坡更加意识到收入增长是“果”，科技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才是“因”，收入的增长速度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经济学上来说，工资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越高，工资也就越高。收入增长可以倒逼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生产率的提高没有那么快，必须在科技创新、企业管理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下大力气，这样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民的收入增长才能够可持续。黄朝翰表示，收入增加是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如何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新加坡的答案是不断进行产业升级。20世纪9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进一步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并积极向海外投资，现在新加坡的生物医药等产业已成为支柱产业，并且在制造业壮大的基础之上推动发展服务业。每一次产业升级，政府都坚持贯彻“亲商”政策。一方面，政府降低企业税负，对新成立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建立服务性政府，全方位服务企业。顾清扬讲了一个身边发生的故事，他的一位企业家朋友来新加坡旅游，苦于无人导游，便告诉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准备投资，结果政府天天派人陪同参观。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对企业极为重视，服务意识相当强烈。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确保劳动者的收入和经济增长同步，新加坡的办法是建立全国工资理事会的平台来进行协商，使工资增长和生产率的增长保持同步。新加坡国会议员、全国职工总会负责人杨木光对记者说，我们现在将工资增长和生产率挂钩，基本保持同步，同时工资增长不应该超过生产率的增长，因为生产率反映了实际的竞争力。据报道，过去10年间，新加坡平均年生产率增长了1.7%，而人民的实际收入也在同期每年增长1.6%。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保持了良性同步。
提高劳动技能
“新加坡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我们的压力也很大，周边的国家都在搞最低工资标准，但我们决心不走捷径。” 新加坡国会议员、全国职工总会负责人杨木光对记者说。
据统计，新加坡201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0123美元，然而这和居民真正拿到口袋的平均收入是两个概念。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朝翰介绍说，新加坡是高度开放的市场，一方面为了吸引全世界最为优秀的高端人才，这里的专业人才市场与国际接轨，一个高端专业人才的年薪可以达到百万新元（当前汇率1美元约合1.2新元）以上。另一方面，由于周边国家外来廉价劳动力的不断涌入，受供求关系影响，低技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很难上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在新加坡也是一个难题。
新加坡没有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如果设定了一条最低工资标准线，这样一刀切的方式如何定义工作的价值？如果一个工作的价值低于这条线，企业必然亏本，就会裁员；如果一个工作的价值高于这条线，企业就只给这个标准，工友不是就吃亏了吗？而且什么时候调整这条线，如何调整，不是会加深劳资关系紧张吗？杨木光一连抛了几个问题给记者。“我们现在推动的是‘工作再创造、工作再设计’的渐进工资模式。”
什么是工作再创造、再设计？就是尽量重新设计低技术工作的程序，通过提升程序来提高生产率，这样工作的价值提高了，企业才有能力支付更多的工资。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给了这样一个例子。以前清洁工人打扫卫生，就用一块抹布和一个扫把，劳动生产率很低，现在则是给工人一辆小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清洁器具和设备，使清洁工作有更高的效率，同时这个工作也对工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人必须经过培训才能学会如何使用这辆小车。现在清洁工人的工作效率提高了，清洁的面积可能增加3倍，工作效率的提高一方面是因为投资了新设备，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工人劳动技能的提高，因为工作价值提高了，企业就可以支付清洁工人更高的工资，保持可持续发展。经过这样的工作程序再设计和创造，不少清洁工人、司机、托儿所服务人员工资提高了5%—20%。
全国职工总会目前正在积极推广这项渐进式工资增长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给予企业补贴，避免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带来的负面作用，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从根本上提高工作的价值，使企业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资。据当地媒体报道，近日这一模式将进入樟宜机场，未来两到三年将推广到更多行业，预计可以帮助约10万名工人。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林瑞生表示，这个模式在提高工资的同时还有助于提高工人的生产率、技能和就业前景，但现在谈成功还为时尚早。
杨木光表示，新加坡劳方、资方、政府三方有共同的愿景：有好的经济发展就有好的收入和就业保障，有了好的收入和就业保障就能激励工人和整个社会把经济推向另一个高峰。这反映了新加坡收入增长的思路。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通胀压力的增大，确实使最低收入的人群受到很大压力。杨木光表示，新加坡就业政策的重点是加强职工的就业竞争力。通过提高职业技术教育，为在岗工人技术培训提供补贴等方式，帮助职工提高就业能力，尤其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更要及时和企业沟通。但一部分工人的工资仍然增长缓慢，新加坡政府两年前推出了工作福利收入补贴计划，只要最低收入群体的工人在工作，政府就平均为其每年加薪10%，鼓励这些职工努力工作。“扶底不封顶”，这是新加坡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方法，主要就是提高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当然，这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根本的办法还是促进产业的提升和转型。杨木光表示，新加坡政府积极鼓励行业的领头羊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援助贷款和补贴支持它们进行技术升级，提高管理水平。
新加坡不搞最低工资标准，是根据新加坡的国情来考虑的，未必可以效仿。但是其背后的理念，政府想方设法帮助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工作价值的提升，使得企业自主地提高工资水平，从而推动企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经济发展和就业、收入的良性循环，这一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保障增长质量
“提高居民收入，千万不要仅仅理解成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居民的购买力。”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如是说。
记者：工业化以来，新加坡居民的收入增长了多少？
顾清扬：有这样一个背景，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高，但人均收入就相对没那么高。新加坡是外向型经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产品的价格必须和世界市场保持一致，可以看成是给定的。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只有控制住生产成本，才能获得更大的利润。而生产成本中很大一块是劳动力成本。新加坡制造业较为发达，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甚至直到90年代，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显著的特点是人均劳动力成本很低，新加坡要和他们抢生意，生产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必须控制住劳动力成本。所以，新加坡的发展理念就是把产出做大，但是把工资水平压得比较低。工业化以来，新加坡劳动力收入也翻了好几番，但是速度远没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那么高。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使劳动者富裕起来。但是如果劳动力价格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那么经济就缺乏竞争力，新加坡尽量保证这种情况不发生。同时，控制住劳动力成本，企业的资本回报也能提高，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来新加坡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有数据显示，外国资本在新加坡的投资回报率很高，尤其是制造业方面。这样，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最终老百姓的收入才会持续增长。
记者：您刚刚提到，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竞争力，新加坡在政策上倾向于压低劳动者的报酬，那么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的生活会不会困难？有媒体把新加坡列为全球十大房价最贵的城市之一，新加坡人能买得起房子吗？
顾清扬：其实，收入是一个方面，生活成本是另一个方面。新加坡的战略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率、企业增长率，工资增长不要太高，生活成本就要降下来。这样，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生活成本包括衣食住行，其中最大的一块是住房。于是新加坡着力把住房成本压低。在新加坡，一对夫妇平均4到5年半就能买下和其收入相对应的房子，这是全世界最低的比率。这是指一对夫妇不吃不喝的年收入，如果算上公积金，时间可以更短。新加坡的私人房产价格虽然很高，100平方米的私人房产均价大概在100万新元左右，但同时购买私人房产的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居民收入也高。在新加坡，80%以上的居民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的组屋里，而购买什么样的组屋与其收入挂钩。也就是说，收入多少，有其对应的房产和房价，一般居民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赚够买房的钱。而最为普通的组屋面积都有100平方米。
新加坡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政府大量补贴公共住房，公共住房对新加坡的发展是核心作用。“有恒产者有恒心”。可以说，没有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就没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新加坡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政府利用特别设置的福利制度，鼓励老百姓买房，越是低收入者越引导买房，补贴越多。
记者：您谈到了生活成本，那么新加坡的通胀情况如何？
顾清扬：通胀是新加坡控制较好的一个方面。数据显示，1965年到2010年，新加坡平均通胀率在2%—3%左右。举个例子，我1994年来到新加坡，习惯每天吃1个苹果，对苹果的价格很敏感，当时1新元可以买3个小苹果或2个中苹果或1个大苹果，2012年，在学校旁边的超市里，1新元仍然可以买到这些苹果。从苹果来看，价格没变。当然不是说其他商品价格也没变，新加坡房地产、租金以及交通的价格上涨比较快，一般食品的价格上涨较慢。
总的来说，新加坡的思路是，控制衣食住行、特别是住房等生活成本，才能控制工资成本；控制了工资成本才能控制生产成本；控制了生产成本，企业才有利润空间，才能可持续发展，招商引资才能完成，企业才能可持续发展，整个国家才能可持续发展。如果收入翻番，成本翻了三番，购买力反而更差了。新加坡的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较高，但公平地讲，即使是低收入的群体，其工资增长也比生活成本增长要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