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时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特命全权大使吴海龙向时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递交国书。（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外交官的工作不是宴会中高谈阔论、觥筹交错，也不全是会见会谈、电视曝光，还有很多工作是你要冒着生命危险、甚至枪林弹雨出生入死。”

近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会长、前驻欧盟使团团长、前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吴海龙做客人民网，讲述外交官这个特殊群体的故事。自1978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吴海龙始终站在中国多边外交的第一线，他的故事如同新中国外交海洋中的一滴水，折射出新中国多边外交的变化之路。

见证中国逐步深度参与国际事务

1979年，吴海龙所在的翻译组被派到曼谷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做笔译工作，这是中国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一切合法席位以来，破天荒派一个翻译组到联合国去做翻译工作，主要任务是把英文的文件翻译成中文，供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使用，吴海龙在曼谷一待就是三个多月，就连春节也未能回国与家人团聚。在他看来，大学毕业仅一年的外交官就被派驻到联合国的国际组织去临时工作，可以看出中国在那时已经开始逐步深入参与联合国事务。

当时，向联合国秘书处派人虽然只是做翻译工作，却是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多边事务的第一步。此后，吴海龙有了更加深度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机会。1993年，吴海龙率领9位中国同事前往柬埔寨主持联合国在柬埔寨举行的民主选举。吴海龙回忆，当时柬埔寨的条件异常艰苦，也非常危险，在那里每天都能听到枪炮声。当时的10个人每人分管一个投票站，是投票站的最高行政官员。投票结束以后，10人小组又回到金边去参与大选的计票工作。在艰苦、危险的条件下，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并且平安回到了祖国。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的大选工作，吴海龙为能参与其中而感到骄傲。

1992年期间，吴海龙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有幸参与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筹备全过程。他回忆，会议在筹备过程当中起草了《21世纪议程》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起草过程当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非常大，发展中国家在会议文件的起草当中，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和谈判的话语权，当时提出来和中国共同合作参与这次文件的起草和谈判，因此那时候在纽约就出现77+1的模式。起草这个文件时，中国和77国集团共同努力，把“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这条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写入了会议的文件，并成为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有关国际会议和发达国家进行谈判和磋商的金科玉律。吴海龙说：“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问题上，我们与发达国家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僵持不下。当时，参会的一名美国助理国务卿拿起包就离开会场，不与发展中国家谈了。但是最后经过的反反复复谈判，而发达国家也迫于当时国际上的压力，最终接受了，这条原则也一直沿用至今。”

在这次大会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可持续发展概念写到了文件中。在此之前，一些国家还不太认同这样的概念和提法，但是经过反复磋商和谈判，大家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从此可持续发展概念就写到了联合国的文件当中。

2001年，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吴海龙说，“我那个时候是中国APEC高官，亲历或者说全面参与了那次会议。在当时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对推动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通过举办这次会议，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发挥的作用也大大提高了。在这次会议上形成的共识对以后几届APEC会议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吴海龙一次次见证了中国在多边外交舞台上的高光时刻，目睹了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他的每一个故事都承载着一段新中国的外交记忆。

陈冯富珍当选改写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历史

2006年陈冯富珍当选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成为国际组织的最高负责人，这也是多边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在激烈的竞选背后，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吴海龙当时作为外交部国际司司长，参与了这次竞选工作。中国为了竞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时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分别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多次写信，希望他们能够支持陈冯富珍。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也为陈冯富珍的选举做了大量的工作。吴海龙回忆起当时等待投票结果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现场鸦雀无声，连地上掉一根针都能听得到，当时中国代表团成员紧张到心快要跳出来，当主席宣布‘陈冯富珍女士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时候，全场欢呼，掌声经久不息，中国代表团都高兴得叫出声来。” 陈冯富珍当选改写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历史，一位中国女性第一次当选了联合国国际机构的一把手。“没有祖国坚强的后盾，陈冯富珍是几乎不可能当选的。”吴海龙说。

陈冯富珍选举以后，有更多的中国人陆续担任了国际组织的最高负责人。例如，国际民航组织的秘书长柳芳、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总干事李勇以及最近刚刚当选粮农组织总干事的屈冬玉。吴海龙认为，有这么多中国人担任国际组织的一把手，说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大，国际社会更需要中国积极参与、更需要中国发挥作用、更需要中国作出贡献。

坚守信念 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吴海龙在国际司担任司长近五年，是当时在外交部担任这一职务比较长的一位。在那段时间里，国际上发生了许多大事。任职期间，吴海龙处理了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缅甸问题、阿富汗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科索沃问题等一系列地区热点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时，如何更好地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吴海龙始终坚持的信念。

例如，在处理朝核和伊核问题上，中国坚决反对西方国家利用安理会通过决议把对朝、对伊动武联合国宪章第七条写进决议的企图。中国一方面要维护核不扩散的多边体制，反对朝鲜和伊朗拥核，同时也反对西方国家利用这个问题对朝、对伊动武，中国是坚决主张通过对话、谈判来协商解决问题。

在缅甸问题上，西方国家利用联合国的某些机制，千方百计地想干涉缅甸的内政，吴海龙等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的不同场合，仗义执言、为缅甸说话，起到了积极、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外交官为奥运圣火助燃

除了参与解决地区和全球性热点问题之外，吴海龙还参与主持了国内一系列的比较重要的多边外交活动。在他看来，举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大运会等重要活动，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中国的影响起到关键作用。

在奥运会期间，吴海龙重点参与了火炬传递的工作，为了确保奥运火炬顺利传递，吴海龙和其他同志组成代表团，事先到美国、印度等国家，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也正是因为这些事先大量准备工作，令火炬传递在美国、印度这些国家得以顺利进行。

在世博会期间，吴海龙常驻上海半年之久，负责协调和组织世博会期间外事工作，接待了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多位政要和代表团。世博会成功的背后，也有中国外交人默默的奉献与辛勤的努力 。

如果生命重来一次 仍然会选择当外交官

回顾自己41年的外交官生涯，吴海龙认为，虽然当初并未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外交官，但十分庆幸自己干了一辈子外交。吴海龙说看，“如果现在让我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外交官这个职业。”

干了一辈子外交，吴海龙的体会是当外交官最核心的、最根本的素质就是要忠诚，要忠于自己的祖国，要忠于党，忠于人民，任何时候都要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外交官。

他说，“作为一个外交官，必须要奉献。不愿意奉献，怕吃苦、贪图安逸，是做不了一个好的外交官的。”吴海龙在国外常驻20多年，这20多年几乎没有和家人过中秋和春节。在国内工作期间，也几乎是天天加班，就是大家常说的“5＋2、白加黑”。他回忆起当年处理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时，“在办公室一睡将近一个月”。“在参加联合国的一些重要会议时，经常是一磋商就磋商一个通宵。有一次在纽约联合国大楼里面的磋商，晚上八点钟进去参加磋商，到第二天出来已经是上午九点钟了，当时急急忙忙回到饭店，简单地收拾一下，拉着箱子就到机场，这就是外交官的工作”，吴海龙感叹。

外交官这份职业看似光鲜，实际上背后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有很多工作是要冒着危险，甚至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吴海龙说，“当年到柬埔寨参加联合国组织的选举，我们中有人出去之前遗书都写好了，用他的话说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的’。“在以色列工作的时候，当地经常发生一些恐怖袭击爆炸，但是还需经常深入到巴区了解情况。有一次根据《中东和平协议》，以色列要把它的希伯来城市交给巴勒斯坦，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我带着几个人亲自跑到希伯来去，现场观察了解情况，当时现场的情况可以说是剑拔弩张，双方对立一触即发，我们就从巴以双方的对峙当中穿过去”，回想起这段经历吴海龙仍然心有余悸。

吴海龙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实力的提升对外交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中国的很多利益特别是海外利益需要外交官去维护，中国未来会在国际上、全球治理方面、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对外交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外交官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知识水平，自己的视野，来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吴海龙相信，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外交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吴海龙在第三届太和文明论坛上发言 （图片由太和智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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