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上海9月18日电 （郑薛飞腾 姜泓冰）今天下午14时，来自中国的卓天妹和来自韩国的姜日出一起出现在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报告厅，讲述她们作为日本“慰安妇”的伤痛历史。这是七十年来第一次，中韩两国“慰安妇”幸存者在中国共同进行演讲。
跨越历史尘埃的痛楚
七十多年岁月过去，耄耋之年的卓天妹老人回忆往事依然老泪纵横。卓天妹生于海南陵水县，1940年，年仅15岁的她被日军关入慰安所，成了日军“慰安妇”。
“刚开始他们让我们跳黎族舞、唱黎族歌、给他们烧水洗澡，然后就轮流强暴我们。”卓天妹老人讲到此处几度哽咽。在此之后，日军逼迫她们每个月到军营四、五次，在军营中，她们白天需要做杂活，挑水、扫地、烧水、上山搬松叶子给日军榨松油，到了晚上，她们被迫陪日军过夜，一般一晚上需要“服侍”三、四个日本兵。由于身体虚弱，她无法承受沉重繁琐的事务，加上十分想念自己的父母，卓天妹曾几度逃跑，“有想过反抗，但是被毒打，日本门卫把守地很紧，根本没有办法逃出去。”
1944年冬，由于天气寒冷，日本兵来慰安所的次数减少，在一位日本兵发泄完毕，另一位日本兵还没到来的间隙，卓天妹老人逃出了慰安所。凭借对地形的了解，她逃入深山之中。此后，家人偷偷地把饭菜送上山来给她，直至战争结束，她才回到家中。70年间，卓天妹老人再没走出过自己的村庄，她说道“今天，我要出这个远门，是为了我很多年的愿望，就是要日本人道歉。”
与卓天妹老人的悲切不同，来自韩国的姜日出老人激动地挥舞着手臂，向观众讲述着那段充满血泪的历史。“当时我被强迫性地拉到日本，再辗转到中国。我们不是动物，但是被硬生生地拉过去。”1944年，姜日出被日军带到中国吉林省的慰安所，直到1948年，她才回到韩国。数十年来，姜日出老人为揭露“慰安妇”真相、要求日本道歉奔走各方。她与韩国、美国、日本相关部门的人士见面，号召大家关注“慰安妇”受害者，她也多次参加演讲和采访，口述自己的惨痛往事。
姜日出嘴唇颤抖，激动地说：“我要不断地讲这些历史，希望韩国和中国国民能够站起来，把‘慰安妇’的真相告诉世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的后代不要再遭受这样的痛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告诉记者，为了掩盖暴行，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日本军队开始杀害“慰安妇”，“他们既杀日本的慰安妇，也杀朝鲜和中国的慰安妇。只有日本兵自顾不暇的时候，有的‘慰安妇’才有机会逃走。”据他考证，在海南的一个慰安所曾有500多位慰安妇，至战争结束时，只有20余人存活。
钩沉辛酸岁月的血泪
苏智良教授是这次讲演的组织者。1992年3月，在日本参加学术会议时，一位日本教授告诉苏智良，二战时日本的第一家慰安所就在上海。受到触动的他，从那时起开始深入研究“慰安妇”问题。
多年以来，这项研究面临诸多困难，“让她们公开非常困难，有的人至死都不愿意再谈这个问题。”在他的研究组里，曾有调查员在问及这一问题时，被老人的后代打出门。为了减少研究带来的二次伤害，他们尽量在一到两次的采访中清晰把握受害者的被害细节，之后不再叨扰，同时很注意保护她们的隐私。“有一位北京的幸存者，已经去世有一段时间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公开她的名、姓、肖像。”
1999年3月15日，苏智良组建了中国唯一一个“慰安妇”制度的研究机构，坚持进行资料收集和援助，同时翻译和研究国外的相关文献，“我们已经收录了200多位中国‘慰安妇’的资料，包括录像和照片。情况很严峻，就我们所知的幸存者，中国有20个，韩国有40个，台湾、菲律宾、朝鲜都有几个，这两年间就去世了十几个。”
照亮当下与未来的努力
苏智良教授从半年前开始酝酿举办这个演讲活动。“在9月1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日本不要忘记对亚洲的侵略，有很多帐，还没有算清楚！”
2014年，中国向联合国申请两个世界遗产项目，一是南京大屠杀项目，另一个就是“慰安妇”项目，“据我所知，这两个项目在联合国斗争极为激烈，日本的一些右翼势力极力涂抹，不愿意承认日军的‘慰安妇’暴行，不断地在联合国干扰”苏智良如是说。
上海师范大学2013级硕士生王丹丹以前只是通过新闻了解“慰安妇”问题，“今天见到她们直接的声泪控诉，心里很受触动。”她的同学唐静雨则说自己“有愤怒，因为有民族情结在”。她认为历史总需要反思和冷静看待，“我们和这些老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希望日本能够道歉，但要实现这个目标，也要我们共同努力。”
往事如昨，伤痛的记忆不能轻忘。在讲座最后，来自韩国的研究者尹明淑呼吁：“希望大家能把今天作为有意义和重要的一天，有意识上的转变。从我们自己做起，去关注“慰安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