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方面自我标榜是坚持“专守防卫”的“和平国家”，另一方面公然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9月28日，中方行使答辩权，严正驳斥日方说辞，明确指出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绝不容删改。

今年恰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一个自称“专守防卫”的“和平国家”，为何如此急于抹去一道防范侵略重演的条款？日方越是急于删除，越说明这道“安全缰绳”恰到好处地拴住了日本执政当局再军事化的野心。换言之，日方此时提出删除该条款，绝非单纯的国际法律文本争议，而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加速突破战后秩序束缚，谋求“能战国家”地位的标志性政治动作。

“敌国条款”根植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血泪教训，是战后国际秩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要日本恪守和平承诺，坚守反省立场，这道“安全缰绳”就不会对日本正常发展构成阻碍，恰恰是当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挣脱战后约束之际，这一条款的现实价值才真正显现。

日本近年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了该条款的现实必要性。如今日本政坛的走向，早已背离战后和平承诺，“新型军国主义”正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持续滋长。与二战时期相比，“新型军国主义”呈现出不同面目——依托同盟框架，以“安全危机”叙事包装，借外交话语塑造合法性，渐进式突破制度枷锁，隐蔽性更强，危害性同样值得警惕。

具体而言，日方一边在国际舞台反复标榜“专守防卫”，一边炮制周边威胁的虚假叙事为强军扩武找借口。如军费开支连续多年大幅攀升，防卫预算连年刷新历史纪录，大量资金投向远程打击装备；修改安保战略与装备出口规则，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加速部署中远程导弹，系统性构建“防区外打击能力”；囤积远超民用需求的敏感核材料，政坛还不断释放出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论调，持续试探核政策红线；右翼势力持续推动修宪，不断消解宪法第九条的和平约束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一系列连贯动作早已证明，“和平国家”身份伪装下的日本，正在紧锣密鼓地加速“再军事化”的进程，已然成为地区乃至全球和平稳定的现实风险。

与扩军备武互为表里的是日本对侵略历史的系统性洗白。如高市政府对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罪行避而不谈，纵容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刻意美化殖民与侵略历史等。从这一视角来看，日本要求删除“敌国条款”，其真实意图是在法理层面抹去战败国身份，为突破战后秩序，重塑军事大国地位扫清法律障碍。

对此，中方在联大答辩中清晰阐明，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恪守国际义务，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坚持和平发展才是唯一正道。日方为政者必须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与国际社会，而不是在联合国舞台谋求删除宪章约束条款、继续推进危险的“再军事化”路线。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不被日本包装过的外交话术所蒙蔽，并将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携手，坚定守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滋长成势，防止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