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所谓“个人行为”不是逃避责任、纵容犯罪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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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则涉及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的新闻广受关注。
一则是日前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因其携带全长31厘米、刃长18厘米的锋利刀具,涉嫌违反《枪炮刀剑管制法》,3月14日被警方再次逮捕。此人在调查中供述“在梦中听到神的指示,要求我阻止中国发表强硬言论”。日方声称村田系单独作案,个人行为,仍在调查详细动机。
另一则是陆上自卫队中央乐队三等陆曹(相当于士官)鶫真衣受邀参加自民党大会,身穿自卫队制服上台领唱日本国歌。此举涉嫌违反日《自卫队法》关于自卫队员不得参与除选举以外政治活动的规定,引发日本在野党和舆论广泛批评,被认为“破坏了自卫队的政治中立性”,自卫队被自民党“政治利用”。首相、防卫相以及自卫队高层均辩称其系以“私人身份参加”。
两起事件看似孤立,但都指向同一个真相:日本自卫队失管、失教、失控,日本当局对错误行为一味纵容,捅了娄子便归咎为所谓个人行为。作为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可以擅离职守、购置凶器、闯入他国使馆,甚至意图行凶,足见自卫队在人员选拔、日常管理、思想教育上存在严重漏洞。日本网民惊呼:这样的人是怎么被招进自卫队的?想想就毛骨悚然。更有日本网民爆料,嫌犯极端言行是受极右翼分子演讲蛊惑,被彻底“洗脑”了,发生这样的事自卫队怎能脱责?至于“唱国歌”风波,更是戳破日本当局的虚伪说辞。人是自卫队官员,穿的是自卫队制服,出席的是特定政党的活动,陆上自卫队幕僚长荒井正芳也明确表示知情,如果这都能说成是“私人行为”,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事实上,所谓个人行为,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当局应对争议、模糊事件处理的“挡箭牌”,用以打造“个人违法、依法处理、到此为止”的叙事闭环。表面看是为求在外交和舆论上全身而退,根子里则潜藏着对右翼极端行为的制度性庇护。回顾日本历史,从1932年日本海军中尉带领陆军士官学校学生等袭击首相官邸并当场杀死日本首相的“五一五事件”,到1936年日本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士兵发动的“二二六兵变”,最终都被日本当局定性为基层军官的所谓“个人激进行为”。面对这些明显逾越底线的行径,日本当局总是选择暧昧纵容,即便宣称要彻查,结果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毫无底线的包庇,催生日本极端势力不断膨胀,一步步将整个国家拖入军国主义深渊,也给地区国家带来深重的战争灾难。
此次自卫队官员侵闯中国使馆事件发生后,一些日本右翼分子竟然跳出来为有关极端行为摇旗呐喊,鼓动当局对华示强,宣称“闯馆事件属于个人行为,不应由国家承担责任”,“没有必要卑躬屈膝向中方道歉”等,这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狂妄和偏执。根据中国驻日使馆发布的消息,使馆在短短一个月内三度遭受恐怖威胁,涉案人员均确认或自称有自卫队背景。这些年日本自卫队屡屡曝出丑闻,仅村田晃大所在的虾野驻屯地就多次发生自卫队员暴力伤人、盗窃犯罪、猥亵未成年人等案件。今年2月该驻屯地部队在雾岛演训场进行迫击炮射击训练时,因操作不当引发严重山林火灾,相邻的鹿儿岛、宫崎、大分三个县派出多架直升机才得以控制火情。近日,日本大分县日出生台演习场又发生坦克射击训练弹药爆炸事故,造成多名自卫队员伤亡,足以说明自卫队管理失序、安全失范的问题已相当严重,否则首相、防卫相又怎会接连表态要切实做好自卫队安全管理?
时至今日,在右翼思潮泛滥、自卫队乱象频发的背景下,日本当局非但没有正视问题、及时纠偏,反而仍然死抱着所谓个人行为这块挡箭牌,意图逃避责任、平息舆论。这种作派既掩盖不了自卫队系统性失管失控、内部极端思想蔓延的深层危机,也遮掩不了日本当局漠视国际道义、缺乏责任担当的虚伪本质,更掩藏不住其纵容右翼、扩军备战的真实图谋。日本国内不乏理性声音,不少民众呼吁日本政府切实担责、向中方郑重道歉。对于言必称法治的日本,是否会切实履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义务,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等着日方给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希望日本当局别再用所谓个人行为的话术自欺欺人,否则不只是贻笑大方,损害日本的国际信誉和形象,更将助长极端行为和危险行径,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意图持刀行凶的嫌犯仍在接受调查,他最后会得到何种处置,国际社会拭目以待。
(作者是国际问题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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