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罔顾民众、媒体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最终做出“排污入海”的决定，体现了其将国际事务内政化的本质，进一步印证了日本环境外交为谋求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无视全球环境保护和国际共同利益的利己理念。

决策过程中政府一头独大

日本环境外交决策是其政治决策框架的一部分，必然是国内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日本政治决策中独特的“政官财”权力结构，即政党、官僚和财界三方形成稳定的铁三角关系，互相制衡、相互博弈，政党对官僚具有人事任免权，官僚对财界形成行政控制，财界则通过政治献金左右政党和官僚的外交决策并从中攫取利益。“政官财”铁三角无疑位于日本决策系统的中心，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在系统外围的支持或反对则影响着政策输出的效果。在“排污入海”的决策过程中，执政党、官僚和财团虽各有立场倾向，但最终聚焦于经济利益，故而分歧较小，各方博弈空间相对有限。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农业团体，由于农业在日本经济中所占地位逐渐式微，支撑“农协”等组织施加政治影响力的社会基础不断被削弱。而日本民众，他们本应是该决策过程中最为基础的力量，但并未被赋予较大的参与空间。“排污入海”方案，既是日本将核事故成本转移到国际社会、强制让国际社会共同分担事故后果的蛮横行为，也是日本政府企图尽快甩掉“包袱”、为其经济增长铺平道路的现实主义考量。而且，外部压力的作用依赖于政府环境决策体系内部的角力状况，外部压力的态度与政府主流意见相同时，其往往会发挥重要作用；而两者态度相悖时，外部压力的作用往往有限。

利用美国“背书”抵御国际社会的压力

战后，日本的国内政治决策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制约，美国是支持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有力依托，日本通过迎合美国的战略方针和政治需求，强化双方在战略利益上的互相依赖关系。日本外交也一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在守住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倾向性地选择与美国开展合作。但日美同盟的本质就是相互利用，日美通过巩固双边关系满足自身利益诉求，在环境外交上也不例外。

在决定“排污入海”之前，日本在环境外交上一贯保持独立自主的态度，不依赖美国的支持，甚至在某些环境议题上的主张与美国相左。比如，美国始终对《京都议定书》持反对意见，而日本虽面临巨大压力，仍促成了《京都议定书》的签署。但在此次福岛核污水处理问题上，日本面对国际社会的重重压力，急需盟友的“背书支持”。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日本“排污入海”的内阁决议态度暧昧，美国甚至还感谢日本所谓“公开透明”的努力。在福岛核污水排放问题上，美国的明确支持无疑大大缓解了日本面临的国际压力，为日本的“排污入海”行为增添了底气。日本利用美国的“全球霸权”为其“排污入海”行为背书，美国则通过拉拢日本来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势力，同时也能防止日本向亚洲其他国家靠拢。尤其在拜登上台后，美国加快修复并强化与同盟国的关系，对日本“排污入海”行为的纵容和默许正是其中一环。日本政府本着“机会主义”选择依托美国为其“排污入海”发声，试图堵住国际社会的悠悠众口。

将国际事务内政化以压制地缘国家舆论

福岛核污水排放问题是影响全球环境安全的重大国际事件，涉及全人类的公共健康，本质上而言属于国际政治问题的范畴，绝非仅仅是日本国内事务。日本政府公布“排污入海”的决定后，周边国家纷纷提出反对和质疑。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在未与任何邻国进行磋商、未提供足够的官方信息的前提下做出内阁决议表示担忧。中国外交部也反对日本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不顾国内外质疑和反对，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商，单方面决定以“排污入海”方式处置核污水。韩国国务调整室室长具润哲在主持召开关于应对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污入海”决定的跨部门会议时表示，对日方在未提前与韩方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进核污水排海计划深表遗憾，呼吁日方立即叫停该计划。

日本政府的内阁决议，既未在全球环境治理框架下设定国际监督机制，也未委托第三方国际机构实施信息公开，坐实了将国际事务内政化的行为。外交虽然是内政的延伸，受内政决策的引导和约束，但二者仍存在本质区别。很显然，日本政府无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态度，拒绝与周边国家协商，以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排污入海”计划。国际事务的解决需要通过国际性的协调处置机制，日本言核必称自己是“唯一核爆受害国”，但又在核污水问题的处置上将本国利益置于全人类利益之上。日本政府在环境外交中所秉持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理念，在福岛核污水排放决策中显露无遗。

（作者王京滨是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扬、吴远泉是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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