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2018年06月20日09:53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征程已风雨前行40年,成就举世瞩目。从全球格局宏观审视,中国的和平发展可谓全球化背景下,近现代人类文明史上伟大、辉煌的一页。中国参与并受益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持续为之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经济全球化之含义及发展历程

近年来有关国际关系趋势的论述中,常见“多极化和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描述。这里的“多极化”一般指“政治多极化”,而“全球化”一般指“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国际社会对“全球化”本质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达成一定共识,这就是:全球化意味着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其“相互依存”由多种因素促成,包括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科技进步及其应用、市场一体化、全球问题治理以及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执行等。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助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实现最优配置,从而带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此,《共产党宣言》已做过高屋建瓴的阐释:“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正是经济全球化带动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自由流动,跨国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国际大市场的形成,而国际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优化,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经济全球化的消极性则主要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方面。第一,在前几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优势,主导了世界市场的发展和运营,左右着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第二,市场经济固然高效,但盲目追求利润和无序竞争亦会引起发展失衡。第三,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一方的经济波动可能“传染”至他方。例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地区和全球性金融动荡。第四,一些发达国家损人利己,将能耗大、污染重的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加剧全球性环境问题。第五,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给市场体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甚至国家主权增加挑战。

经济全球化具有 “双刃剑”二重性作用。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其发展之路不可能一味平坦笔直。国际关系学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呈“无政府状态”——即无强有力的世界政府统一各国步调,一些国际规则对主权国家并无绝对的约束力。某些国家和地区可能各行其是,出现与全球化相悖的“碎片化”现象。

另外,由于主客观条件等差异,经济全球化对于各地的影响也大不相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搭上全球化的时代列车,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些国家则没有改变落后的地位;一些国家的经济虽然起步,但却没有跨越好“中等收入陷阱”。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全球化进程中,一些发达国家失业增加、贫富差距增大情况凸显,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因之抬头。他们无视其分配制度上的弊端,却将问题一味归咎于全球化,形成一股“逆全球化”潮流。

全球化与中国的历史机遇

全球化的缘起可追溯到新航路开辟时期,但世界市场却是在两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不断形成并得以扩大的。而直到二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进程才得以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全球化发展史如何断代,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但回顾历史,则可见全球化进程特定阶段为后发国家的经济迅速崛起提供了机遇。例如,新近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均有一些国家实现“弯道超车”:1870—1913年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和德国把握住了机会,后来居上;而英国则因帝国的过度扩张盛极而衰。1950—1973年间,世界经济出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重大机遇,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趁势实现经济腾飞。20世纪90年代之后,苏东剧变,中东欧加速走向市场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向对外开放;供给学派理论使美国步入新的发展周期;世界再度进入新一轮全球化、一体化发展时期。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做出了重大历史性判断: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各种复杂矛盾和风险的凸现期。中国顺势而为,毅然做出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重大决策。回顾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不仅诸多“内因”至为关键,给中国带来机遇的经济全球化“外因”亦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如何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审视。

第一,引进和利用外资,吸收先进管理理论与经验。据统计,在改革开放之初(1979—1982年),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为11.7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增加,至2002年底累计达到4416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在华直接投资额总体居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此外,中国还得以引进先进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改进和创新。

第二,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基于本国人口和资源等现实条件,发挥潜在的比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全球化进程开阔了中国企业的视野,为其造就和提供了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参与竞争、拓展海外市场的机会。中国企业充分发挥其地缘依托和比较优势,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上逐渐拥有难得和宝贵的一席,国际竞争力不断出现质的提高与升华。

第三,科技革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20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和民间机构)之间的科技交流活动。中国抓住机遇,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发展轨道。科技合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当时乃至今天中国总体对外开放的先行者。中国发挥其后发优势,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再行创新,促进自主高新技术产业长足发展,助力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第四,提升自身产业结构。“打铁还得自身硬”,此点尤为重要。中国被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又对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形成“倒逼”和促进。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将部分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则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及产品结构,最终增强了自身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内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开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实质性的进展。回顾历史,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历程可分为以下四大重要阶段,每阶段的起点均以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生产力发展上来的战略决策。宏观经济政策相应发生重大调整:一是改革对外贸易体制,在统一指导下扩大了部门和地方的对外经营权。二是扩大利用外资。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外国直接投资超过对外借贷。三是建立经济特区。后来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特区在吸引国外资金、技术和扩展对外贸易等方面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

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三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开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1985年后出台重要措施:改革计划体制、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减少指令性计划并放宽企业经营自主权。期间,先后增设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三大沿海开放区,而上海浦东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显著标志。1987年,中共十三大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

20世纪90 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风云变幻,西方势力大肆宣扬“历史的终结”。在国内,部分干部群众中一度出现姓“资”姓“社”的争论。在此历史关键时刻,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于1992年初视察中国南方,发表了南方谈话,力排众议、拨正船头。邓小平特别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不能动摇,进一步指出改革的目标经济模式应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新阶段,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加快。

从1992年起,中国政府先后决定进一步开放沿边、沿江、省会内陆城市,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对外贸易和境外投资迅速增长,引进了国外资源,促进了劳务出口,还带动了国内设备的升级换代。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为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意义重大:一是“入世”改善中国国际贸易环境。随着世贸组织的100多个成员给予中国以最惠国待遇,中国的出口水平大幅度攀升。二是“入世”有利于中国直接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并有权将有关贸易争端提交世贸组织的仲裁机构,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三是“入世”有利于中国吸收更多的外国投资,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四是“入世”后,外国企业得以与中国的企业平等地竞争,“倒逼”使国内部分企业在竞争中不断提升自身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中国也稳步扩大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构建地区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区。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新政策和新举措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借鉴东部地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坚决贯彻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上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形势。由此,中国经济实现连年高速发展,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也不断提速;经济总量稳步增加,于2010年跃升至世界第二位。

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推进供给和需求管理双侧并重,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核心为: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旨在建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主线,促进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排斥或针对任何国家。无论是规划合作蓝图,还是实施具体项目,各参与方都是平等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在“一带一路”新平台上开展优势互补与强强联合,最终携手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五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五大战略方向以六个经济走廊和若干海上支点作支撑,“五通”通过八个具体合作领域实施,已获重要早期收获。2016年1月,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运营,不仅深受亚洲发展中国家欢迎,也得到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肯定。2017年5月,来自130多个国家、70多个国际组织的嘉宾汇聚一堂,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迄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大会等也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纳入相关决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时代发展的产物,逐渐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全球公共产品,这是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做出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促进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举行。十九大是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对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程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新基点。报告做出了重大战略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描绘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一是从现阶段到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将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三步走”战略安排,从历史和时代高度,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接力探索、理论升华和实践创新,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行动指南。

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把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目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摒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我赢你输的零和游戏,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这既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目标宏大、内涵丰富,它要回答的正是人类与世界向何处去这一重大历史和哲学命题。两个“推动构建”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昭示了中国外交的崇高使命,凝练了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展现了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同努力的强烈意愿。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时代判断,号召“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继而高瞻远瞩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他掷地有声地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尽管存在问题,但为大势所趋,是各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习近平主席还公布了扩大开放的四个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主动扩大进口。回顾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中国人民得出一条弥足珍贵的启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而这也正是在当前这个重大历史节点上,中国做出上述选择的关键依据。 

展望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开放融通的潮流浩浩荡荡,变革创新的潮流日新月异。但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依然存在,前行的道路不会是一片坦途,宏大的目标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趋利避害、稳中求进。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推动者,将在不断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本质性升华,继续对世界和人类做出应有的新的更大贡献。中国人民将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世界。

(苏 格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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