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洲:金砖合作机制增强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2017年10月13日16:49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人民网10月13日电 日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在《当代世界》2017年10月刊上发表了题为《金砖机制建设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一文。文中指出,在金砖合作机制的建设中,最根本的挑战来自于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状况与相互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文章称,在厦门金砖会晤之后,金砖合作的经济领域又进一步拓宽,金砖合作机制更加制度化,但同时保持了灵活性,更有利于治理角色的发挥,金砖机制的光明前景可期。金砖合作机制追求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与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诉求具有一致性:金砖合作机制提升了自身的国际话语权,也增强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全文如下:

“概念先行”的制度建构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基础不仅在于作为经济实体的“金砖国家”成员国的合作意愿,还在于作为概念的“金砖国家”的形成,是较为典型的“概念先行”的制度建构。

这个概念之所以转化为一种成功的现实国际制度,表明了富有洞察力的观念所具有的建构力量,而提出金砖国家概念的吉姆·奥尼尔遴选“金砖国家”的基础是具有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性,是非西方新兴经济体中的佼佼者,经济发展状况是成为“金砖”的依据,因此,从经济增长角度来评判金砖国家的发展前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顺理成章的视角。从这一点来说,如今金砖机制已经扩展到经济领域之外,将政治互信和人文交流纳入进去,这使金砖合作机制更加深化,再仅仅依据经济增长的单一视角难以合理评判金砖合作机制的角色和功能。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又强化了金砖国家概念的传播。

金砖机制的光明前景可期

在金砖合作机制的建设中,最根本的挑战来自于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状况与相互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上的冲突。比如,从金砖五国2016年GDP对比来看,中国接近11万亿美元,印度、巴西相近均在1.8万亿美元左右,俄罗斯在1万亿美元附近,南非GDP相对较低,仅2000多亿美元,中国的GDP相当于其他四国总和的两倍多。[1] 这种结构性问题需要谨慎处理,尤其是需要经济总量比较大的中国的政治智慧,避免合作政策上自我色彩过于浓重。不过迄今来看,中国与其他各国在合作机制中已经充分体现了“互尊互谅、平等相待、团结互助、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金砖精神。又如,如何处理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政策与印度的“季风计划”之间的战略互信与战略对接关系,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再如,国际制度架床叠屋,金砖合作机制与G20、APEC、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可能存在制度重合与效率问题等。不过,考虑到各种问题和挑战,权衡利弊诸因素,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金砖合作机制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主要理由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是金砖国家身份的力量基础,而有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才能使金砖合作机制不断焕发出光彩。尽管十年间世界经济的增长态势出现一些波折,特别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对金砖国家造成冲击,然而,有两组权威的数据可以说明金砖国家在经济增长上的总体表现。一是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9月3日在厦门发表的《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的演讲中阐述道,“十年间,五国经济总量增长179%,贸易总额增长94%,城镇化人口增长28%,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做出突出贡献,也让30多亿人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十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增长23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73%,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2017年6月19日王毅外长在金砖国家外长记者会上曾引用的数据,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十年来,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12%上升到23%,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大,超过了50%。[2]总体而言,金砖国家经济总体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占比都大幅上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增长。在厦门峰会之后,金砖合作的经济领域又进一步拓宽,我们对金砖合作机制的经济基础完全可以看好。

第二,金砖机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有广阔的发挥空间,责任承担有制度需求。在全球化飞速发展以及“逆全球化”暗流汹涌的时代背景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构建,是应运而生。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经济、金融、社会发展等领域带来大量问题,原来主导世界经济领域国际制度建设或提供主要治理方案的是西方七国集团,然而,进入新世纪后,一方面,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在总体上下滑,甚至相对“衰落”,美国更是被反恐、对外战争等原因耗费国力,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双双下降,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全球治理需求早已是西方所难以单独承担的;另一方面,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要在全球化起伏动荡的时代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发展利益,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治理责任,努力发挥治理能力,而不是任凭西方主导全球治理体系,自己只作随从者。从这两方面来看,金砖机制建设恰是对于建立更公正更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回应”。2008年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第一次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启动,不是偶然。与松散的G20机制相比,金砖合作机制更加制度化,但同时保持了灵活性,更有利于治理角色的发挥。只要全球治理体系有制度需求,金砖合作机制就有广阔的发挥空间。

第三,金砖机制下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契合、合作制度拓展与凝聚力强化三位一体。金砖国家都是新兴市场国家,是非西方的世界上最重量级的经济体,彼此间的利益契合度高,而且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这两种类型的国家中都具有代表性。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身份定位,在战略上也有相互借重的需求,这也是利益契合的一个方面。利益契合度高,决定了合作的意愿强,这两者又决定了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展,恰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金砖机制从贸易、投资领域拓展到了几乎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工商、金融、货币等所有领域,还外溢到政治互信与人文交流领域。利益契合、合作制度不断拓展强化了金砖机制的内在凝聚力与粘合性,所以,虽说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各大国都有自己的发展战略规划,但是“开放、包容、平等、共享”已成为各国的原则共识。2017年中印之间发生“洞朗事件”,这是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边境冲突事件,但是为了金砖领导人厦门会晤的顺利举办,中印顾全大局,很快以和平方式解决了这次危机,这是金砖合作机制具有凝聚力和黏合度的一个注脚。利益契合、合作制度拓展与凝聚力强化三位一体,其间有一条清晰的逻辑。

金砖合作机制对于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意义

金砖合作机制的基本诉求之一,就是增强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全球治理中各自的和集体的国际话语权。这种诉求在历届的领导人峰会公报或发表的宣言中有着前后相当连贯的表达。比如2009年的第一次金砖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四国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第三次峰会《三亚宣言》,重申国际经济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应该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第四次峰会《新德里宣言》,明确提出全球治理改革的诉求,呼吁建立更具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第九次峰会《厦门宣言》重申,“我们五国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决心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版图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这里的用词虽然是“发言权”,含义等同于“话语权”。作为一种集体行为,金砖国家提升国际话语权,当中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份额。而各项具体的合作内容与政策推行,对于金砖机制以及成员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也是重要支撑。

金砖合作机制追求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与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诉求具有一致性。在当今时代,“国际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话语权政治”,一个日益崛起的、离国际舞台中心只有一步之遥的中国,需要越来越强大的,与崛起的实力和正当的利益诉求相对应的国际话语权。换句话说,拥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但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基本格局还没有改变,因此,增强国际话语权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应该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国际话语权,则包括以话语言说和表达为载体的“话语性话语权”,基于实力地位而形成的“结构性话语权”,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认同而带来的“制度性话语权”,以及建立在价值观、正当性和道义制高点基础上的“道义性话语权”等。议题设置的引导性也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来源。从话语权的这些类型来评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作为一项国际制度,中国积极参与并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中国在其中因实力最强也处于结构性优势地位中,该机制代表着诸多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以及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诉求而具有道义正当性,中国在机制建设和内容拓展上的许多创建性提议被转化成了政策,概括而言,金砖合作机制提升了自身的国际话语权也增强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基于中国在金砖合作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对自身增强国际话语权有着重要意义。

理性评判“唱衰”的声音

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一项常被聚焦的国际制度和成员国构建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途径,金砖机制建设的基础是否稳固,内在结构是否合理,前景如何,依据不同理论和资料信息、站在不同视角或基于不同利害关系人,看法往往有极大的差别。对于那些“唱衰”的声音,我们要理性评判,这其实也是金砖国际机制建设中我们应持的基本态度之一。除非是故意的诋毁和恶意攻击,需要“怼”回去,对于一般的看淡金砖机制未来前景的负面性评判,事实胜于雄辩。“唱衰”金砖机制通常是出于片面立论,但也未必不是给我们警醒。

对于金砖合作机制“唱衰”的论调,有“成色不足论”“金砖衰退论”“金砖晚会散场论”等,其中最著名的“唱衰”论者,有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和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与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约瑟夫·奈还曾任卡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和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在中国学界更是以“软实力”的提出者而闻名。他于2013年4月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指出,“三年前,我对金砖国家持怀疑态度,现在亦然,尽管最新的峰会看上去颇为成功”。他主要是从成员国政治制度上的异质性与经济发展上的不同诉求作为评判依据的。他认为:“没有办法团结起来,其实正是金砖国家内在不一致的表征。从政治上讲,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亚洲影响力竞争对手。从经济上讲,巴西、印度和南非都担心人民币低估对各自经济的影响。” [3] 其实,金砖机制近年来不断拓宽经济合作的领域,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率上升,增长率较多地超出世界平均水平,并将政治互信和人文交流纳入金砖机制,已经是对约瑟夫·奈的回答,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从来没有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障碍。约瑟夫·奈的观点是基于“零和博弈”的落后思想。但是,他提醒金砖机制应注意内在的差异性事实和强化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结构性脆弱问题值得重视。

马丁·沃尔夫不仅认为金砖合作机制已经过气了,而且认为金砖国家是个伪概念。他在2015年1月接受新浪财经专访时表示,“我从来就没觉得金砖五国这个概念有任何实际意义,我也从来不用这个概念”。他认为由于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让原本代表着全球经济新兴力量的金砖五国也逐渐褪色,“现在唯一看起来风景独好的经济体是美国。” [4] 相比之下,约瑟夫·奈针对的是金砖合作机制,而马丁·沃尔夫强调是金砖国家作为单独经济体的前景及其比较。国际上也有舆论强调金砖合作机制的重新拆分。这些观点在金砖国家机制不断推进的合作和换发活力的政策清单面前,没有多少说服力。

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9月3日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阐述道,“现在,有人看到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出现起伏,就断言‘金砖失色、褪色’。毋庸讳言,受内外复杂环境影响,金砖国家发展难免遭遇不同程度的逆风。但是,金砖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的潜力和趋势没有改变。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5] 他对于国际上“唱衰”论调做了理性、温和但坚定有力的回应,显示的是一种“金砖自信”。

(责编:覃博雅、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