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谁更有潜力领导世界？

　　中国会统治世界吗

　　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是英国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研究员，著有《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部分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增长，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是难以持续的，中国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经济改革措施，逐渐倚重以研究与创新为基础的高附加值行业。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越迟疑与拖延，问题就会积累得越多，越难以解决。不过，我反对激进的改革方案，反对“休克疗法”。我写的那本书被编辑用抢眼球的方法取了一个名字叫“当中国统治世界”，但我的本意不是如此，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统治世界，我的本意是“当中国成为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我在2008年完成此书，此后，高盛预测中国在2027年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现在还有一种普遍看法是中国很可能在2018年左右就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虽然那个指标并不能说明一切，也不能说明中国经济的人均水平与质量超过美国，但我相信，到2030年，中国经济的整体质量与水平会到达一个新水平。

　　许婷（美国华裔学者，美国夏威夷太平洋论坛高级研究员、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相当成功，这毋庸置疑。不过，往前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处在一个关键的拐点与转型阶段，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三个挑战：第一，中国的增长对发达国家的消费依赖很深。第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抑制了中国国内的内需发展。第三，劳动密集型的经济高速增长给中国自然环境带来的成本代价是昂贵的。此外，我不认为中国未来会统治世界，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统治世界。就算是美国的经济占世界40%的时候，美国也不能够统治世界，现在美国也并非在统治世界。不过，讨论中国何日能够“领导”世界、如何“领导”世界可能是更有意义的。

　　郑京海（瑞典华裔学者，瑞典哥德堡大学副教授）：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能摆脱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中国还能以7%-8%左右的高增长率继续发展20年。一旦中国经济增长能走技术研发创新之路、摆脱对资本高度依赖的话，中国是有“统治世界”的潜力的，比如，接管全世界主要的工业。

　　美国出了什么问题

　　马丁·雅克：美国经济的前景存在不少疑问。两党之争非常激烈，政治立场呈两极化发展，任何一个总统都会感到做事很难，达到一个目标很难。而且，在一个观点与立场严重分歧的社会，精英层会很难做长远的战略性思考。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在全球的权力与权威在下降，美国不再能够像以往那样行事，这主要在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在下降。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主要原因。美国必须要反思自身，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失败了？为什么在阿富汗问题上失败了？这些问题同样在削弱美国的全球实力与权威。往前看，我认为美国经济的前景是困难的，福利形势不是令人感到愉快的。

　　许婷：刚刚从华盛顿过来，我能感觉到美国面临的困境，不过，那种认为美国两党政治出现重大裂痕的判断言过其实。仔细比较罗姆尼与奥巴马的政策纲领，在税收、财政、促进经济发展、鼓励中东民主化进程等方面，其实两者没有根本性的裂痕。即便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两者主要还是讨论如何采取措施促进与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以及保护美国国内的就业，而不同于以往在诸如台湾和人权等问题上纠缠不休。所以，我认为，美国现有的民主政治制度下的两党斗争仍然是平衡的，主要是为了讨论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美国。

　　郑京海：如果我们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那么，我们也应当怀疑美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与出口，美国则恰恰相反，过多地依赖于国内消费和从中国借钱来支持国内消费。中美经济的依存关系很独特，如同自行车的前轮与后轮，一个往前拉，一个在后面推，中间靠一根链条在维系着平衡。美国在未来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率会维系在2%左右的年均增长水平，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很大，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相对悲观。

　　中国改革该往哪里走

　　马丁·雅克：中国不会走西方的政治模式，不会走普选制。我觉得，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应该聚焦更加透明的政府治理，以及更加自由的信息与言论。政府可优先集中精力考虑这些。在经济方面，我觉得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现在说中国是否会取得成功还为时过早。因为一旦人民币成为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那么，中国政府的相对控制力就会削弱，这方面我不清楚中国是否做了充分准备。我个人认为，中国应在政策上鼓励经济转型与内需，鼓励产业向价值链的上游转移，鼓励人民币在这个趋势中升值。同时，注重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许婷：如果是五年前，我会和马丁一样持同样观点，诸如，提高科技水平，让产业升级，注重内需发展等等。但是，今天我觉得中国应当优先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统一起来推进，因为缺乏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推进经济改革会沦为空谈。比如，产业升级要依靠创新和教育，要依靠知识和人才，这就需要政府实质上从支持中央与国有企业，转向支持中小型的企业，以及支持创新型的公司。那么，中国如何平衡超级强大的国有企业与新兴的民营企业呢？这些改变都需要政治层面上的率先革新。中国需要有更多的创造力，而从渐进的方式看，创造力的激发离不开信息的开放与自由。

　　郑京海：我们一直在谈“中国奇迹”，主要是指中国成功引进了市场机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过，中国的发展有很多方面是用西方的标准难以解释的。中国经济增长在财产权的制度明晰、法律和民主制度的实施保障等方面留给了西方人很多困惑与疑问，这些是今后的改革需要考虑的。中国现在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改革？这需要有很多人有共识去准备与接受改变，而不仅仅是几个人有这样的想法。▲

　　（本文由魏莱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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