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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和谈真相:一幕屈辱的城下之盟

2012年10月10日17:22    来源:中国文化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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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 清 文 述 曹萍波

  2012年8月的一天晚上,正当日本这个“二战”战败国妄图霸占战胜国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岛之际,湖南商学院陈书良教授突然想起他2005年游学日本时,日本友人竹村则行送给他的一本奇书《说倭传》。回国后,他一直将其闲置在行囊中。

  两地档案: 流落海外的密谈史料

  数年前,日本汉学家、九州大学教授竹村则行在广州旧书肆偶然购得《说倭传》。该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署名“兴全洪子弍撰辑”。

  这部小说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争全过程,全书三十三回,起于朝鲜东学党之乱,迄于台湾军民拒日侵占斗争,其中重点描述了令人难以释怀的马关春帆楼会议。

  竹村研读《说倭传》后,发现其中第十九回至第二十一回与小说的体裁、文笔大异其趣,伊藤与李鸿章在马关和谈中的大段问答几乎是全文载录了《中日议和纪略》。

  按理说,这份史料是由中方与会人员记录整理,原应藏于清廷档案。竹村于是赴北京中央档案馆查检。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八第二千九百九十三号史料题为《呈递钦差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往来照会及问答节略咨文》,题下注云:“又与伊藤五次会议问答节略共订为一本,内多辩论紧要语。”而关于这一“问答节略”,史料中附记赫然称“原阙”。也就是说,当年李鸿章的呈文中并没有《中日议和纪略》。

  思虑未解的竹村,又折返东京辗转寻觅,发现清廷所失官简却存于日本内阁文库(即国立公文书馆)。如其所料,其中“辩论紧要语”竟然与《说倭传》中的记载完全一致。

  醉心中国文史且对中国人民一贯友好的竹村则行立即感觉到了《说倭传》的分量,为避免文献湮灭,他以一己之力影印了这本《说倭传》,后附影印日本内阁文库《中日议和纪略》。

  2005年秋天,陈书良在日本九州游学期间,到福岡拜访竹村则行,竹村将其耗费心血的日本花书院本《说倭传》,赠予陈书良。

  和谈真相: 一幕屈辱的城下之盟

  《说倭传》是一部记述甲午战争全过程的小说,其背景自然是那段用血泪写成、用屈辱风干的历史。据史记载:

  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求和。3月19日,全权大臣李鸿章偕其子李经方、美籍顾问科士达及随员等抵达马关,次日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内阁总理)、陆奥宗光(外务大臣)开始谈判。

  日方开出的停战条件十分苛刻,且要求停战期间日本一切军费由中国承担。

  这些条件无疑显示日本仍在考虑军事、谈判双管齐下的方针,在战场上并不愿意停手,要求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日本军务官管理,企图将北京置于日军的监视之下,然后再从容签订城下之盟。

  李鸿章盯住了要害,在会谈上没有对日本先抵押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李鸿章回到住所,立即给总理衙门发去电报,表示日本以三地为抵押的要求坚决不能答应,并叮嘱要在这一带严加戒备。总理衙门复电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而中方密电码,早为日方侦破,由此,马关会谈大局已定。

  如《说倭传》中有一段日方要中国出让台湾的对话,生动写出和谈中日方盛气凌人,中方却陷于无奈与尴尬之境的情状:

  李云: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云:此系彼此定约商让之事,不论兵力到否。

  李云:我不肯让,又将如何?

  伊云: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

  ……

  李云: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云: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李云: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伊云: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李云:索债太狠,虽和不诚!

  “弱国无外交”。难怪当年老迈的李鸿章,会再三叹息“太狠”“口紧手辣”“逼人太甚”了。

  《马关条约》签订后,相当于日本4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中国赔款把日本迅速滋养成强敌,给中国带来无尽的苦难。抗日战争,今天的钓鱼岛之争,乃至台湾问题,都与其有关。马关之耻,春帆楼之恨,永远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当年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在临终前留下一首遗诗: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请君莫作等闲看。

  托名之谜: “讲史”还是“辩护”?

  《说倭传》作者署名“兴全洪子弍”,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说“兴全洪子弍”即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之子”。然而陈书良在此次新版的《说倭传》序言中提及,史籍上没有洪仁玕子女的记载,小说作者应系托名。

  马关条约签订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朝廷内很多人借此弹劾李鸿章,致使他告假养疴。李鸿章成了朝廷的替罪羊,“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为了“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光绪庚子(1900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

  “所以《说倭传》是持‘谴责’之旨,驭‘讲史’之体,而后得以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奇了。”陈书良说。

  上海复旦大学骆玉明先生访日后就本书发表看法:“反映马关和谈艰难过程和李鸿章顽强姿态的《中日和谈纪略》很快流播外界,恐怕与李鸿章本人的某种考虑有关——至少是他那一派人的有意行为。而《说倭传》的作者‘洪兴全’虽不知为何许人,但小说的立场,除了表达甲午战争后国内日益高涨的爱国激情,也有为李鸿章辩护的意图,他多少应与李鸿章一派人有些关系。”

  陈书良也认为,这份纪略可能是李鸿章本人出于某种考虑而未传递给上级。或者也可能是他的对立面拖扣没有上呈,就像当时千余名孝廉上书“宜战不宜和”,结果被裕寿田扣压一样。因此他推测,如果原件根本没有呈交,那么条约签订两年后,只有李鸿章集团中人手中才有材料。材料可能是先经过“洪”手,有意漏给民间,后流入日本内阁文库的。

  陈书良还介绍,晚清朝廷这样的荒唐事有很多,比如早于此的李秀成自述,面对朝廷追索,曾国藩不就一拖再拖,一删再删,最后隐瞒过半篇幅,呈上一个面目全非的整理稿。

  原版《说倭传》的序言也曾闪烁其词地说:“种种实事,若尽将其详而便载之,则国人必以我受敌人之贿,以扬中国之耻。若明知其实,竟舍而不登,则人或以我为畏官吏之势而效金人之缄口。呜呼,然则创说之实不亦戛戛乎其难之矣!”

  述古思今: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

  当年游学日本时,陈书良曾遵竹村嘱托前去观瞻了马关谈判场所春帆楼,一座两层木制小楼,其门前竖着一长条形木牌,上书“日清讲和纪念馆”。

  陈书良现在都还记得,春帆楼前的那块石碑,得意洋洋地刻写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使行人至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作为小说,就人物形象、语言、情节等来评价,《说倭传》是失败之作,但由于其公开了尘封的秘档,,并且将其置于中日战争的背景下向国人介绍了鲜为人知的神秘细节,因而颇具史料价值。

  出生于湖湘世家的陈书良,与《说倭传》中一些人物颇有渊源。书中清廷的“前敌指挥官”,曾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岘帅)就是陈书良母亲的堂祖父。其母亲的嫡曾祖父刘长佑曾在甲午战争20年前即上奏,提出讨伐日本,消除侵略根源。而他的父亲陈暄将军曾参加台儿庄等战役,与日寇整整打了8年。

  历史的巧合让陈书良无比感叹:“就在校点《说倭传》时,台湾尚孤悬海外,钓鱼岛问题仍然得不到圆满解决。这是足以发历史之浩叹的。我以为,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资料,《说倭传》今天仍然具有出版意义。”

  9月初,他上书中央。几天后,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位编辑给他打来电话,请他将全书译成简体中文并撰写前言。陈书良教授以66岁的垂老之躯,怀着义愤填膺的心情,连夜校译。使这本书仅仅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交稿、校对、送厂、上架等一系列流程,堪称出版史上的奇迹。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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