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底到9月初，我到访中国，住在北京饭店。一个周六，我散步走到南池子和长安街的拐角处，看到有人在卖汤面。我喜欢吃汤面，当即就买了一碗。我问卖面的人，“你是哪个单位的？”他回答说：“我是个体户。”个体户——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那位“个体户”接着解释说：“我自己就是单位。”我当时就意识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将真正得到执行，一场革命正在中国开启。

回到华盛顿之后，却没有人愿意接受我的观点。次年2月，许多美国政府代表和学者在一个研讨会上讨论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会上，我对大家说“中国马上就要开始腾飞了”，但没有人认同这一点。回到在美国国务院的办公室后，我连夜写了一份备忘录，题目就叫《2000年的中国》。今天，回首过去这40年，我当时犯下的唯一错误就是低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事实上，很少有人在最初就预见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

我的家族与中国的渊源长达近两个世纪。我的一位先辈曾为孙中山先生工作，另一位先辈帮助北京大学建立了最早的社会学科。上世纪6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但我不想成为律师，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当时美国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我认为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如果自己能够成为这种转变的一部分，将非常有意义。

1969年，我开始学中文，当时班上只有两名同学。后来我陆续学习了闽南话、客家话和宁波话。我学中文时，约有3年时间全家人在一起时都不说英语，我的小儿子一度都不会说英语，也不喜欢西餐。现在，我的8个孙辈中有4个会说汉语。

过去几十年间，我一直观察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曾于1981—1984年间在北京亲身感受这场变革。在我看来，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又一次解放，整个国家仿佛进入了彩色世界。这不只是因为人们的穿着变了，更是因为出现了思想意识的解放，社会活力、人民想象力的“阀门”都被打开了。当我走进公园，人们会主动和我聊天，很多人想练习英语。各种各样的商场开始在北京出现，有的还是私营的。整个中国都开始向外看。

中国改革开放造就的经济奇迹来自于人民的创造力。我非常敬佩中国人民为改善生活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回顾历史，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有很多。比如，“实事求是”“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等。尼克松访华时，我作为翻译遇到过很多难题，一个原因是当时汉语中的外交词汇没有今天这么丰富。现在，这个问题早已不再突出，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始终保持向外看，与世界交流、互相学习，吸收了国外大量先进的社会科学成果。

退休后，我每6个月写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关注中国最新的进展。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好处，让美国消费者和工人都从中受益。由于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商品和服务提供方，美国经济也获得更多机遇。在文化层面，改革开放使美中两国之间的留学生和游客人数大大上升。因为同中国的交往，美国公众对世界的认知有了提升。因此，美国需要继续对中国保持开放，“关上门”是一个错误选择。经济学的要义是“互通有无”，而不是把门关上。

长期来看，美中必须学会共同相处。在相互交往的历史中，美中两国曾经历过各种关系，现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更务实、更成熟的关系。美国需要停止幻想中国有一天会突然变得不是中国。中国人将继续是中国人，正如美国人将继续是美国人。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未来将继续对外打开大门。今天，有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此背景下，中国坚持走开放之路的世界意义更加突出。

（作者为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前驻华公使，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记者胡泽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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