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8月13日电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承办、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协办的“弘扬条约精神，深化友好合作——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1日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武寅在发表《为了和平与友好》的基调演讲。

武寅说，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重温条约的宗旨和义务，表明了中日两国要继续遵守条约精神的決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顾名思义，表达了两层意思，一个是要和平，一个是要友好。和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演变，对它的捍卫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表达方式。当前的侧重点主要在于维护世界形势的稳定。因为稳定是和平的防火墙，任何全局性的动荡不稳最终都是对和平的威胁。

40年前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安全课题，已经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该条约最鮮明的时代主题。当前，国际形势正处于大动荡、大调整时期，归根结底，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明多元化是国际形势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中日两国要顺应时代潮流，与世界上所有不愿意搞单边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的力量共同努力，最大限度地阻止和减少贸易战及各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对全球经济和安全的破坏。最大限度地消除世界和平与稳定面临的各种威胁，肩负起条约赋予我们的、维护世界和平应尽的时代责任。

武寅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二层意思是友好。友好就双边关系而言，是比和平更高层次的承诺。因为友好并不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天然状态，它需要付出更多的主观努力才能够得到。条约为什么只提和平还不够，还要提属于更高层次的友好呢？这是不是画蛇添足，太奢侈了呢？回答是，不但不是奢侈，而且恰恰体现了这一条约的深远用意。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作为被半个世纪刻骨铭心的战争捆绑在起的战争发动者与受害者：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作为东亚两强，无论从以上哪一个视角去定义和审视，都可以看出，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双边关系。无论是为了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还是为了地区和平与世界稳定，都需要中日两国的关系有一个更高的站位，即不仅要和平，而且要友好。友好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单纯的蜜月期。友好的核心说到底，是双方的战略互信。有了这种互信，双方就会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误解；多一些安全感，少ー些焦虑感；多一些平常心，少ー些戒备心。

双方的感觉就能够达到一种轻松、自然的状态。这样的双边关系就不仅仅是和平的，而且是友好的。那么，怎样才能在中日两国之间构建起战略互信呢？

武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是保持高层互访。高层互访是构建战略互信的有效途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为什么呢？因为近邻之间彼此利害攸关，无论近邻持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对自己的影响都是首当其冲的。所以近邻之间保持经常性的来往是非常重要的。反之如果不走动，即使亲戚也会变得疏远，还不如近邻了。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高层互访的最大好处就是直通车效应。特别是双边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高层互访可以省去很多层次和环节，减少许多猜疑和非难，最直接、最准确、最快捷地达到増信释疑，推进双边关系的效果。所以高层互访绝不仅仅是关系顺利时增进感情的必要表达，更是关系不顺时建立互信的最好途径。而且越是不顺时，越能显出这一途径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不顺时的高层互访，形式可以灵活多样，但层次一定要保证是高层。这个已经被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的有效途径，应该得到更好的运用。

二是换位思考。换位思考是构建战略互信的必要手段。只有通过换位思考，才能更准确地了解对方，减少误判，增进互信。要进行换位思考，首先需要弄懂对方的“位＂是什么，要加深关于对方的研究，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是什么，真实想法是什么，特别是有哪些和我们不一样的特点以及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以己度人，主观臆断，盲目决策。

三是凝聚共识。凝聚共识是构建战略互信的重要支撑。没有共识就没有互信。凝聚共识就是找出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中提炼并最终形成战略层面的共识。它要求双方准确地判断国内外形势和自己所在的位置。明确自己的目标、利益和底线是什么，与对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哪里。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就有了共识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切磋凝聚成战略互信。所谓共识，关键是理念。比如双方是否认同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为最大的共识。如果不认同，想要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信条，那自然没有互信可言。如果认同，那就要以此来规制自己的行为，在这一共识的框架内，彼此互信，可以有竞争，但不是零和；可以有高下，但不是居高临下可以有强弱，但不是以强凌弱。双方要坚信，和平与友好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赋予中日两国的共同责任。为了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中日两国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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