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一直没有获得日本政府的赔偿，我想帮助他们争取应有的补偿，并揭露这段渐被遗忘的历史”，高桥幸喜谈及自己为中国劳工争取赔偿的经历时，如是说。

　　高桥是日中友好协会不再战和平委员会委员，从事中日友好工作已有58载，如今已是82岁高龄。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日本山形县酒田市海晏寺举办的“酒田港中国人强制连行·强制劳动殉难者慰灵祭”上，高桥是活动组织者之一。

　　为祭祀二战时被掳掠至酒田港口的中国劳工，这样的慰灵祭已连续举办了18年。高桥收集到的资料显示：1944年至1945年，有两批、共338名中国劳工被强制送往酒田市港口，从事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到1945年日本二战投降、他们被释放回中国时，已有31人死亡。

　　河北邢台任县的中国劳工檀荫春曾在致高桥的信中写道：“在海上走了21天。到日本酒田收容所，开始卸轮船、装火车。时常日夜连班，真是筋疲力尽。过度的饥饿劳动，生不如死。”檀荫春因此染上了胃病，他在回国之后，才知道妻子因为自己忽然失踪而连日哭泣，双眼近于失明。

　　高桥幸喜早年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夜校，并加入日本共产党。1996年，他拿到一份由日本方面统计的二战时期被掳掠至酒田港的中国劳工名单，随后便写信同幸存劳工取得了联系。在去当地警察局和当年劳工服役的企业查阅资料后，高桥发现，日本方面对中国劳工的描述很多并不属实。

　　高桥说：“当年，这些劳工被掳掠至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令他们或健康受损，或家破人亡。归国后，一些人一生未婚，年老时膝下无子女，疾病缠身，生活困苦。我也生于农村，对他们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因此，他开始了为中国劳工争取权益的艰难历程，曾多次自费前往河北等地考察，采访归国劳工以及去世劳工家属。自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前往中国劳工家中访问，到2011年最后一次到中国，高桥已到访中国11次。

　　起初，劳工们并不愿接受采访，但高桥奔波千里的真诚和情谊最终感动了他们。1999年，经过多方了解查证，他将收集到的资料编纂成书——《酒田港被掳掠中国劳工记录——第二次中国和平之旅报告集》，寄往劳工或家属手中。

　　看着这些中国劳工渐渐步入高龄，有些甚至已经去世，2000年，高桥决定尽快帮助他们展开诉讼。为筹集诉讼费用，他在日本发起募集活动，募集到的资金一部分用来聘请律师，另一部分用以资助原告方劳工檀荫春及另一劳工之女曹月英来日。

　　曹月英是被掳掠至酒田港中国劳工潘善恩的女儿，在她几个月大的时候，父亲便被掳掠至日本。直到58年后高桥联系她时，她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早在二战时就已客死酒田港。曹月英在写给高桥的信中提到：“母亲告诉我，在我5个多月大的时候，我的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每天凌晨四点多钟，天还没有亮就去下煤窑。忽然有一天，到了很晚父亲还没有回来。我的母亲就这样一天天傻傻地等着、盼着，整日以泪洗面。家里没有吃的喝的，好心的邻居街坊只能周济一顿两顿。无奈我苦命的母亲，只得背着我去矿门口给下工的工人们跪在地上缝衣服。”

　　这场诉讼先后历经山形市、仙台市、东京市三级法院。仙台市高级法院裁决国家不予赔偿，但相关方应负起赔偿责任，而东京最高法院最终裁决不予赔偿。劳工和家属虽对裁决结果感到失望，但依然对高桥的努力表示感激。他持续多年的奔走呼吁，将这个不为日本人所知的历史真相揭露出来，引发关注。

　　二战时期，山形县上山市有个农民名叫土屋芳雄，为摆脱贫困而参军，在中国东北杀了人。二战后，他被释放回到日本，但对中国的愧疚一直萦绕心头。后来，他回中国找到受害者的子女磕头谢罪。讲到这个故事时，高桥说：“二战时，侵略战争使日本农民变成了魔鬼，但中国人的宽恕，又让这些魔鬼变回了人。”他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承认侵略战争，应该谢罪。只有这样，中日两国才能真正互相理解，才能达成真正的中日友好。近些年来日本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从事日中友好工作的同志们感到非常失望。

　　随着年事渐高，高桥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深入中国各地采访，但他依然坚定地表示：“我还会再去中国！”

　　（许可、胡红、孙月蓉参与采访整理）

　　《 人民日报 》（ 2017年11月19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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