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悼念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缅怀钱其琛的外交实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日前举行钱其琛追思会，多位与钱老一起工作过的资深外交官出席了此次追思会。

钱其琛担任我国外交部长十年，担任主管外交的副总理十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2017年5月9日，钱其琛因病在京去世，享年90岁。

外交部前副部长、上合组织首任秘书长、前驻俄罗斯大使张德广在追思会上回忆，70年代作为一个年轻人刚调到驻苏联使馆时，钱其琛说：“你来到使馆，先从办公室做起”。当时中苏政治关系紧张，只有办公室的人能经常出入使馆。从基层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这对我对俄罗斯社会的了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益匪浅”，张德广说。

还有一句话对张德广受益终身。当时，钱其琛作为驻苏联大使馆的参赞，对张德广说：“你要做好长期做苏联工作的准备，要作为一生的事业来做。”“正是这句话促使我坚持做俄罗斯工作几十年。这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张德广感叹。

钱其琛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非常重视，其高超的政治水平，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尤为显现。

前驻欧盟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丁原洪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钱其琛接手中国外交工作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临危受命”。丁原洪认为，历届中央领导人都强调我国的外交人员要有战略头脑，钱其琛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表率。他非常注重研究全局形势，拿中俄两国关系来说，“中俄现在之所以保持着这么友好密切的国家关系，与钱外长任职以来，无论风云变化一直大力强调重视中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外交部前副部长、外交学院前院长、前驻埃及大使杨福昌与钱其琛一起共事多年。杨福昌表示，在工作上，钱其琛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治性，“他抓住大问题不放松，一句话做决断，而对于小事、枝节，则忽略不计”。“有次我们起草了一个报告，报告有前言、背景、各方面反映等，最后谈到我们的对策建议。当时把稿子给钱其琛，他前面的章节全部忽略，只改最后的政策建议部分”。杨福昌说，“只有一个政治性很强，内心自有主张的人，才能进行果断的决策。”

前驻德国大使、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也回忆，在德国准备和中国改善外交之际，面对德国人的发难和试探，钱其琛充分展现了他在外交方面的才能。

当时德国对中国在外交态度方面一直摇摆不定，德国外交部长还耍了花招，“他在迎接钱其琛副总理的时候不让记者进去，坐下来会谈的时候才让记者拍照，这样拍不到钱副总理与德方握手的镜头。”

在外交协会做演讲时，第一个向钱其琛副总理发难的就是前德国的驻华大使。他就人权问题向中方提出了尖锐的发问，并试图将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挂钩。钱其琛当时回应说，贸易就是贸易，人权问题是另外一回事。会议结束之后，德方在中方临走前专门举办晚宴来欢送。梅兆荣说：“从这之后，中德关系转好，这次访问虽然斗争非常尖锐，但这是一个转折点。”德国外交部有关人员赞叹钱其琛说：“你们这个小个子真厉害”！

前中央外办副主任、外交史学会会长杜起文在此次追思会上表示，“钱其琛的思想犀利得像激光一样，但他的说话方式一直是低调的、冷静的、不卑不亢的，他轻声说重话，提起来千斤重，放下来四两轻。”

最后，追思会主持人前驻肯尼亚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特邀副理事长郭崇立表示，各位老前辈、老同志的发言令人深受感动。大家一致认为，钱其琛作为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继承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忠实地贯彻了中央的外交方针，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留下了宝贵的外交遗产。钱其琛在外交实践中爱学习，重调研，沉着、敏锐、高效，在个人生活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廉洁奉公，是外交人员学习的好榜样。

外交学会前副会长、前驻约旦、以色列大使陈永龙，外交学会前副会长、前驻摩洛哥大使程涛，前驻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吴长胜，中国前APEC高官、前驻哥伦比亚大使王嵎生，前驻土耳其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姚匡乙，前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杨云龙也出席了此次追思会。

稿件来源：国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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