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5月2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撰写的题为《一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决》的文章。文章说，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对决等于让民众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这种见解能在西方民主国家引起共鸣。

　　丢掉熟悉的标签。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打破了法国政治的固有模式。这位“前进”运动的领导人称，他与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之间的第二轮总统选举，等于让民众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作出一个选择。他说得没错。如今，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野已成为富裕民主国家内部一条意义重大的分界线。

　　欧洲各地的民粹主义造反者使这一区别变得模糊。他们自称，公民必须在忠于国家与破坏性的全球主义之间作出抉择。这种有力的煽动使左翼和右翼的主流政党都发生了动摇。一些右翼人士试图骑上民族主义这只“猛虎”。因此有了英国首相特里萨·梅令人遗憾的断言——世界公民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公民。在左翼，常见的错误是把任何效忠表现都斥为仇外。

　　拥有欧洲政治局内人加局外人双重身份的马克龙与民粹主义者正面对上。无视梅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他宣布自己既是一名国际主义者，又是一名自豪的法国公民。

　　我们曾遇到过这种情况。在研究导致上世纪30年代欧洲陷入战争的因素时，作家乔治·奥威尔发现了同样的模糊了的分界线。他写道，爱国主义是一种称颂国家制度、传统和价值观的积极情感，是开放的、乐观的。民族主义绝对要阴暗得多，同时根植于优越感和偏执症。

　　爱国主义者对他人作出的选择并无怨言。民族主义者寻找敌人，将国际关系视为零和博弈。奥威尔指出，民族主义者的思想“总是离不开胜利、失败、成功和耻辱”。

　　他描绘的简直就是今天的欧洲。欧洲大陆各地的民族主义者通过兜售排外和中伤式的政治，扰乱了战后的自由秩序。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之流的小暴君们为他们奉行的反自由主义而感到欢欣鼓舞。掌控波兰的民族主义政党公开否定欧盟的价值观——尽管它当然继续希望得到欧盟的慷慨资金援助。在意大利，贝佩·格里洛领导的反欧洲的五星运动，威胁要与极右翼的北方联盟合作推翻旧制度。

　　勒庞恰如奥威尔笔下刻画的人物。她的民族主义思想干瘪且狭隘。她领导的是一个长期奉行反犹主义的政党，她还把伊斯兰教、欧洲及全球化加入了敌人之列。按照这种思维模式，法国文明被围攻了。这对愤怒的群众、无产者很有吸引力。所谓的补救措施——国家控制、贬低移民和保护主义——是蛊惑民心的政客们熟练使用的万灵药。

　　民粹主义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被其利用的许多不满情绪都是真实的。失业率高得令人无法接受，收入中位值停止增长，福利制度承受巨大压力，而让世界经济陷入低迷的富有银行家们还在继续捞钱。愤怒的选民乐于接受愤怒的口号，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民粹主义者也得益于老派精英们的自满和怯懦。有些人已经倒向右翼，比如英国首相。其他人成了缩头乌龟。中左翼政党只好袖手旁观，因为他们的传统支持者已成批成批地将他们抛弃。

　　导致英国去年公投决定脱离欧盟的原因很多，但多年来哪一派英国政治家都未能阐明与欧洲大陆密切合作的有力理由，这撒下了英国脱欧的种子。“硬脱欧”及梅现在提议的更加严格的移民控制，表现出对开放的国际主义政治的恐惧。在梅看来，即便冒着严重损害英国安全与繁荣的风险，也好于在面对英国独立党的民粹主义者时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马克龙是首位郑重其事地以爱国主义为理由提出以下主张的领导人——他认为法国的利益、法国公民的经济和人身安全要依靠法国在全球舞台上重拾强大的话语权。他坚定地认为法国的经济利益与欧洲的经济利益一致，法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包括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都需要国际合作，法国自己不能退缩。一名领导人因阐明相互依赖的简单事实而受称赞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有些奇怪，但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在民粹主义者面前沦落到了怎样的地步。

　　这并不是说马克龙的努力最终一定会取得成功。如果（按民调所示）他能在5月7日的决胜轮中轻松战胜勒庞，他还将面对6月的议会选举。“前进”运动还只是一场运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很难在议会中赢得大量席位。

　　或将成为总统的马克龙就法国国内改革和国际参与开出的药方也并不必然能得到公众支持：近一半的选民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支持极右翼和极左翼候选人。

　　话虽如此，马克龙为自由、开放型社会的支持者们指明了唯一一条可行的道路。民族主义始终是有破坏性的——这是欧洲早该吸取的教训。而爱国主义是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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