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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谈话”后日本内政外交走向评析

2015年09月08日16:16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手机看新闻

来源:《当代世界》2015年9月刊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

编者按: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谈话之前,本刊围绕“安倍谈话”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可能涵盖的内容在第八期刊发了几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对客观看待日本首相谈话及其后发表的“安倍谈话”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见解。2015年8月14日,“安倍谈话”一经发布,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特别是曾经饱受日本殖民侵略之苦的亚洲受害国。然而,除亚洲受害国本身的反应外,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国际舆论及“安倍谈话”后日本内政外交的走向也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为此,我们专门邀请专家学者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使读者能够从更为广泛的视角来审视“安倍谈话”。

安倍谈话”是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的具体表现,是日本“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国际宣言。日本右翼和一些保守势力力求摆脱“战后体制”,挑战二战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行动,不仅表现在出台安保相关法案、修改和平宪法等方面,还以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行伤害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受害国的民族感情。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有关日本与亚洲受害国“历史性和解”的美好话语,已经被“安倍谈话”的妄言打上了休止符。这将给未来中韩日三国关系的发展蒙上阴影。

“安倍谈话”的动机是否认侵略历史和改变“战后体制”

安倍发表首相谈话取代“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是日本政治右倾化下“战后政治总决算”理念的具体实施,也是日本改变“战后体制”的关键一步。进入21世纪,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就开始全面否认和美化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小泉纯一郎无视亚洲殖民及军国主义受害国民众的强烈抗议,以首相身份六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否认侵略历史的行动迎合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随后上台执政的安倍晋三等保守派政要的“历史观”隐患日益显现。安倍“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基因固然是一个方面,比起经济主义的话题,他更热衷于修改教育基本法和修改宪法”。[1]他力图通过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来增强日本国民“爱国心”和实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安倍等人之所以在“历史问题”上宣扬“民族主义”言论,是因为生于战后的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群体未能得到正确的历史教育,因而普遍缺乏历史负罪感。

安倍发表首相谈话,是其右翼政治世家的思想传承和“历史观”的体现。出身于右翼政治世家的安倍晋三深受其外祖父岸信介的历史观的深刻影响。岸信介因其二战侵华罪行,被定为甲级战犯入狱,获释就任首相后仍念念不忘摆脱“战后体制”并修改和平宪法的想法。他多次发表强硬的反华言论,其言行受到当时日本“和平主义”团体的强烈反对。但是,安倍晋三却不以为然,他在《致美丽的祖国》一书中回忆道:“从幼年时起,外公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位只考虑国家未来的赤诚政治家”。“令我全身心地为之感到自豪。”[2]安倍本人还确认:“由于在外公、父亲都是政治家这样的家庭里长大,长期耳濡目染,我与同辈人相比总还是对‘国家’有更多的意识。”[3]这体现了安倍对岸信介政治思想的承接与认同。可以说,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等要素决定了安倍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和政治右倾化言行。

“安倍谈话”不仅反映了他本人的历史观,也表达了右翼政治家和大多数保守势力的“共同心声”。冷战后,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人鼓吹“自由主义史观”论调,将日本战后以来所有的历史结论及历史教育大肆抨击为“反日史观”和“自虐史观”,指责这样的历史观使日本人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要求“还原”具有“民族精神”的日本近现代史。在这样的历史修正主义氛围下,安倍等日本保守派政要的历史观及其政治右倾化日趋显露,并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可以说,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及政治右倾化言行绝非偶然,既是日本的“皇国史观”和“自由主义史观”等社会思潮泛滥所致,也是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环境与保守派政要个体因素结合的时代产物。如今,“安倍谈话”就是“自由主义史观”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政治诉求”。

对于日本力图摆脱“战后体制”的民族主义意图,日本学者毛里和子曾指出:“首先,新民族主义尝试通过回归民族和传统来重建日本的认同感。为此,保守派就需要‘对历史加以修正’,把正视日本侵略事实的历史观斥之为‘自虐史观’,意欲描绘更加‘舒服’的近代史。其次,对和平宪法、民主主义教育等一系列‘战后’举措进行改写。他们公然提出要修改宪法第九条。”[4]这表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者在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基础上,试图修改“战后体制”赋予日本的“和平宪法”及其第九条。如今,安倍发表首相谈话持“自由主义史观”,肆意宣扬否认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论。这不仅左右了日本国内社会及政治生活,也对其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安倍谈话”对其政治生涯及日本国内政治产生导向性影响

安倍谋求脱离“战后体制”,希望日本人对日本历史和文化有“骄傲感”。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发表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安倍谈话”,不仅可以表达安倍本人的历史观,而且可以赢得日本右翼及一些保守势力的普遍支持。

首先,“安倍谈话”成为其延续政治生涯的“强心剂”。在安倍晋三首相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后,共同社在日本全国开展的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 44.2%的日本人对安倍首相战后70周年谈话表示肯定,不予肯定的仅为37.0%。同时,安倍内阁支持率上升为43.2%,比此前创下最低纪录的37.7%上升了5.5个百分点。安倍在首相谈话中表明不能让后代背负持续道歉的宿命。对此,42.7%的受访者认为“道歉表述恰当”,23.6%的受访者认为“不恰当”,24.2%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必要提及道歉”。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安保法案,31.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较上次调查上升了3.6个百分点;表示“反对”的占58.2%,下降了3.3个百分点。[5]上述调查数据表明,正当安倍政府的“安保法案”饱受日本在野党和民众反对之时,“安倍谈话”关于历史修正主义理念得到了相当比例日本民众的认可和肯定。尤其是“安倍谈话”妄言“不能让后代背负持续道歉的宿命”的民族主义煽动性语言,将日本民众一并捆绑在其历史修正主义的疯狂行动中。安倍不断以“历史问题”恶化日中关系、日韩关系,激起受害国的强烈抗议和谴责,目的是制造国家和民族间对立和对抗以维持自己及自民党统治地位的持久性。

安倍借8月14日首相谈话的势头,表现出连任自民党总裁的自信心。自民党内实力派选手石破茂一直被日本政坛认为是最有可能挑战安倍出任总裁的对手。但是,他已经公开对媒体表示自己不会参加2015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他的这一表态,意味着安倍首相将会顺利实现连任。同时,自民党内各派纷纷表示支持安倍连任党总裁。副首相麻生太郎、干事长谷桓桢一和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等自民党大佬都相继表态支持安倍总裁连任。有分析称,尽管安倍支持率仍处于低位,但他还是极有可能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不战而胜,从而巩固其党内的地位。

其次,“安倍谈话”表达的民族主义理念将影响到日本的内政及政府决策。在二战战败70周年之际,日本自民党内就是否应删去在历代首相谈话中采用的“道歉”表述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个曾是日本官方关于历史问题的“谈话”,如今却成为日本保守政党要取而代之的议题,就连日本媒体也称“日本自民党议员的历史认识正在发生变化”。如今在战前和战时出生的议员人数逐渐减少,就连安倍首相本人也是战后出生的。在日本国会716名参众两院议员中,仅有60人(8.4%)出生于战前或战时。在406名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中,也仅有8.6%的人出生于战前或战时。尤其是自民党在野时为彰显与民主党政府的不同而实现“回归保守”,进而导致自民党议员的历史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6]

值得关注的是,“安倍谈话”这样的民族主义“政治诉求”在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形势下往往是跨党派的。多数自民党、日本维新会与有些民主党国会议员在日本脱离“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方面有着共同话语和高度共识。他们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实现日美同盟的对等性、争取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等方面都能取得相当一致的看法,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以安倍为首的保守派政要常常把否认侵略历史与弘扬“民族精神”相提并论,力求通过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战略构想,并在“争常”、修宪、海外派兵及安全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上显示出更为强硬的民族主义政治立场。“安倍谈话”无疑为“新安保法案”获得国会通过创造了有利条件,民调的认可程度有一定提高。“新安保法案”出台及通过,不仅是安倍所谓的“政治理想”,也是自民党作为保守政党的“政治目标”。

另外,“安倍谈话”发表后,日本政府历史修正主义的实际行动随之同步展开。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已于2015年8月14日从官网上删除了总结有关过去战争政府立场的“历史问题问答”。被删除的网页中曾就“政府的历史认识”指出,日本在过去大战中的行为是“殖民统治和侵略”,并称“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的心情时刻铭记在心”。以前刊登的内容以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谈话为基础。外务省认为有必要进行修改,是为了与安倍晋三首相14日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取得一致。尽管外务省报道课表示:“完全是暂时性的措施。将进行修订,再次刊登。”[7]然而,日本外务省官网因“安倍谈话”修改过去的“历史问题问答”,足以表明“安倍谈话”已对日本国内政治走向产生深远的导向性影响。“安倍谈话”的历史修正主义目的是为了摆脱“战后体制”,尽快通过安保法案,谋求改变军事上的宪法约束,实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目标。

“安倍谈话”后的日本外交会继续走历史修正主义路线

“侵略未定论”是“安倍谈话”的核心。这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国际宣言”,既针对不明侵略历史真相的世人,更针对饱受军国主义侵略伤害的亚洲民众。“安倍谈话”的历史修正主义已经严重恶化了日中关系和日韩关系。可以说,颠覆历史问题的“安倍谈话”,实质上是逼迫中韩等受害国接受其历史修正主义。

在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对于二战加害国日本而言,本是日本正视历史、反省历史的机遇之年。但是,安倍在首相谈话中将“事变、侵略、战争”并列在没有面向中韩等战争受害国的语境下,淡化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非正义性。“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构成了日本战后对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反省的根基,是历届日本内阁“历史认识”的试金石。但“安倍谈话”对于日本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历史避而不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答记者问时指出,“在国际社会共同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日本理应对那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战争责任做出清晰明确的交代,向受害国人民做出诚挚道歉,干净彻底地与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割,而不应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任何遮掩”。她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受害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历史,是铭记历史、捍卫正义的要求,是日本与亚洲邻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开创未来的前提。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已向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表明中方严正立场。”[8]

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的历程表明,由于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历史、领土和东海海洋权益争端等问题,中日政治互信仍具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还需要两国坚持“四个政治文件”,维护中日关系大局。为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说:“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原则,就是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9]

可以说,中方强调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性,目的是避免因历史、领土、海洋权益等问题形成中日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摩擦和冲突,降低中日及亚太地区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目前日本对华政策存在着一定变数和不确定性。日本保守派政要能否抛弃历史修正主义,通过中日对话与磋商缓和分歧与矛盾,仍将是考验日方能否维护中日两国关系和平、稳定与发展的试金石。

随着自民党保守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延续,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历史修正主义特质将会愈加凸显。“安倍谈话”表明日本政府从迎合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发展到走向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前台。安倍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更是从极端民族主义的“依靠者”变成直接参与者。安倍上台执政以来在安全保障、外交和历史认识问题等方面加快右倾化步伐。在安倍政治右倾化言行带动下,部分内阁成员已经从过去的“失言”变成现在的“直言”,甚至是直接行动,把否认日本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作为谋取“政绩”的“卖点”,表现出历史修正主义的政治右倾化趋向。

像“安倍谈话”这样的历史修正主义“政治诉求”,目的是为了恢复因二战侵略他国“丧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最终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因而,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修宪、“争常”并谋求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构想,就成为日本右翼和一些保守势力的政治主题。如果安倍等保守派政要继续坚持在历史认识和靖国神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必然会进一步影响到未来日本的对外关系。如果在强调“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对于日本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不加反省地“肯定”和美化,就会进一步失信于中国和韩国等亚洲邻国乃至国际社会。

总之,日本安倍等保守派政要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摆脱“战后体制”、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制造与邻国领土纠纷等历史修正主义行为将会愈演愈烈,不会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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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覃博雅、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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