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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立:对日本政策不应抱有过高期望

2015年09月02日16:56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手机看新闻

人民网9月2日电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战后日本70 年:轨迹与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在议题为“战后日本70 年:思想轨迹与走向”的分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室主任张建立研究员,通过对战后日本历届内阁总理大臣施政方针演说的梳理,考察了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轨迹,指出在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没有发生质变之前,日本政府在推动中日和解方面不会有太大建树。

张建立认为,对于战后70年间日本历届总理大臣的施政方针演说,根据其强调的日本国家身份、未来日本国家发展目标等情况来分类,可以把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轨迹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5年至1969年间,大体上是日本在“政权类型”或“国家形式”这一类属身份上努力谋求归属和获得欧美诸国认可的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细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45年至1956年,相当于东久迩内阁至鸠山一郎内阁的时期。这是历届内阁一味追求日本要努力做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国家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1957年至1969年,相当于岸信介内阁至佐藤荣作内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历届内阁依然很注重在类属身份上对欧美诸国的归属,强调要建设一个自由、和平、民主、独立的日本。与此同时,为了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国家阵营之一员,开始强调以西方国家为目标把日本建设成“福祉国家”,并且也开始关注地缘上属于亚洲国家之一员的类属身份。但很明显的是,前者注重的是类属身份,后者更侧重在亚洲事务特别是经济事务方面发挥作用的角色身份。

在这第一阶段,关于日本国家的自我认知不能不提到所谓的“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其实,恰如吉田茂在其1963年的著作《世界与日本》中所述,所谓经济优先、建立“非武装国家”,这绝非其一成不变的既定国家建设方针。所谓的非武装,不过是限于当时的日本国情做出的临机判断而已。吉田茂认为,20世纪60年代时的日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技术上乃至学术上均已经发展到了与世界一流为伍的独立国日本,已经早就过了那种依靠他国防卫力量的阶段,如果不改变这种一味依赖他国来保卫日本的现状,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可谓是处于一种单个车轮运行的状态,在国际外交上也是绝不会受到尊重的。”

第二个阶段是1970年至今,主要是日本追求在全球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身份阶段。该阶段又可细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70年佐藤荣作内阁至1987年中曽根康弘内阁时期。这是一个明确宣称日本已经基本完成赶超西方诸国的大目标,在追求不断完善所谓的日本型福祉国家的同时,明确提出日本应该打造“国际国家”对外展示日本国家形象垂范世界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1988年竹下登内阁至2009年麻生太郎内阁时期,这是一个日本国家谋划如何打造“国际国家”的时期。其具体措施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首先是谋求联合国“入常”;其次是凭借日本的经济力量来打造“国际国家日本”;最后是从军事安保层面通过使日本成为一个军力国际化的所谓的“普通国家”以最终实现“国际国家日本”的目标,此即国际社会批判的日本谋求军事大国化问题。

第三个时期是2010年鸠山由纪夫内阁到2015年安倍晋三内阁时期。这是一个思考如何妥当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来谋求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身份时期。倡导打造“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的鸠山由纪夫内阁、以及高喊着要“摆脱战后体制”的安倍晋三内阁的出现,促使日本对其角色身份的定位加速从自民党时代传统的“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战略”走向“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

对于日本形成这一认知轨迹的原因,张建立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大量的蔑视体验以及为此而追求承认的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战后70年间日本历届内阁总理大臣的施政方针演说可视为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追求国际社会承认的历史记录。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社会身份有三种:类属身份、角色身份与个体身份。国家虽然同时具有这三种身份,但其重要性一般是角色身份居首,个体身份次之,类属身份再次之。但是,从日本战后70年的情况来看,建构主义的这种判断显然欠妥。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第一个阶段最初追求的恰恰是类属身份,而后才逐渐转移到个体身份。这一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特点与日本人自我认知文化机理特别是其中较为强调序列意识的特点相一致。

日本人不仅通过倡导价值观外交拿类属身份排斥中国,而且还会用把昔日的战略伙伴开除于类属身份之外的做法以示惩戒。例如,从2007年安倍晋三初任首相时起,直至2014年 1月 24日,安倍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还称“韩国,是与日本拥有相同基本价值观和利益的最为重要的邻邦。日韩的良好关系,不但对两国,而且对东亚的和平与繁荣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要以大局观出发,努力建立起合作关系。”但由于近几年日韩关系因领土问题、历史认识问题极度恶化,在2014年底,日本外务省网站上则将韩国剔除了其价值圈,仅称其是日本重要邻国。2015年2月12日,安倍首相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对韩国的定位也改变了说法,称“韩国是日本最为重要邻邦。在迎来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我们要为改善关系不断进行对话。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2015年4月7日,日本外务省新公布的外交蓝皮书也都统一称“韩国是最重要邻国”,不再把韩国归属为具有相同类属身份的国家。

张建立指出,温故而知新,日本国内虽然对安倍不乏批判之声,但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安倍政府做事的方式方法和程度上,在野党大多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政治精英对于安倍政府的修宪以及强军强国的总路线还是大致认可的。所以,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中日关系的内外整体环境和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质变之前,至少从文化心理层面来看,从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特点来看,无论是现在的安倍政府,还是后“安倍”时代,任何日本政府都不太可能在日本国家身份定位的认知上有根本性的变化,也不可能在推动中日和解方面有太大的意愿和建树,我们对日本的政策也不应抱有过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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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警锐、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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