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矛盾掣肘外交转型（观点）

　　在外交实践中，德国政府的决策往往面对两组矛盾：一是德国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和平主义传统与其盟国期望德国向海外派遣军事部队执行任务的矛盾；二是美国领导的盟国军事行动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宗旨或国际法原则不符的矛盾。

　　在德国民众对德国外交的理解中，克制文化十分深厚，其核心是和平主义和自我约束的外交取向。联邦德国的和平主义具有特殊之处，它建立在对纳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是以普遍的社会运动形式表达对德国历史上军国主义传统的反叛。德国政治家维利·勃兰特的名言“决不允许从德国的土地上引发战争”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德国不仅不应推行美国那样的大国外交，而且必须摈弃运用军事手段达成外交目的，其民意从根本上排斥各类盟国军事行动。

　　1992年前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德国联邦国防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民众批评科尔政府使德国外交“军事化”。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德军在二战后首次参加的战争，施罗德因此一度被国内舆论称为“战争总理”。“9·11”事件后，德国军队被派往阿富汗，国内一片反对之声，阿富汗战争造成的伤亡令德国民众更加厌战。由于缺乏社会共识和民意基础，在德国新一届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的措辞中，也只是非常隐晦地提到“联邦国防军在世界范围内保卫自由与和平”。

　　上世纪90年代，德国国内曾对国家外交的连续性问题进行过激烈讨论。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政治精英阶层虽分属不同政治阵营，但基本都开始认同德国应以正常国家心态承担国际责任，必要时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允许的情况下向海外派遣德军执行任务。然而，精英见识却始终不为国内大众所理解，不仅所有要承担联盟义务的外交政策都得不到国内支持，而且德国军队的海外军事行动在民意中始终是负面评价。出于内政考虑，德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危机中的决策都表现得瞻前顾后。

　　德国总统高克年初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话目的，是要激发新一轮有关德国外交的国内大讨论。近两年来，在德国应对欧债危机和利比亚战争决策行为的激发下，德国国内持续着关于其外交是否“丧失方向”“战略迷失”和“缺乏共识”的争论。在欧洲政策上，德国国内很多人批评决策者逃避对欧洲一体化负有的特殊责任，因迁就民意而丧失盟国信任。2011年3月1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利比亚的新制裁决议表决中，德国投下弃权票，公然背离西方阵营，更是前所未有的外交举动，德国国内对此争论不断。

　　但是，反对者称，德国外交不能背离连续性原则。传统上，德国外交始终把保持连续性作为其政治正确的标志，它意味着德国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恪守多边主义和国际法原则、坚持使用非军事手段。德国外交欲成功转型，在国内层面，政治精英需要与民众进行有效沟通，才能最终凝聚足够的民意支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作者为外交学院外交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