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3年7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谈话，百业待兴的中国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希望利用别国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984年，武汉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这一年8月，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首批派往武汉的专家，来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4个月的考察，义务担任技术顾问。

　　武柴是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诞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它的产品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与许多国有企业一样，当时的武柴缺乏产品质量意识，“大锅饭”现象严重，生产效益低下。格里希在车间随手检测一些零件和成品柴油机，糟糕的状况令他吃惊，他痛心地自言自语道：“如果让我当厂长，在现有条件下，产品质量可以大幅度提高。”细心的翻译将他的“抱怨”告诉了武汉市外办主任丁华，丁华脑中立刻闪过一个念头：就让他当厂长试一试！武汉市有关领导认为这个大胆的提议符合改革开放精神，果断拍板。

　　1984年11月1日，“洋厂长”格里希走马上任。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我来武汉的主要目的，除了帮助武柴生产出高质量的柴油机外，别无他求。”他希望大家把他当作同伴，在不增加投资的条件下，利用现有设备，采用现代管理办法，充分利用8小时，生产出质量高、寿命长的柴油机。

　　格里希上任后，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们告诉格里希：你是厂长，只要在中国法律范围内，任何改革都可以进行。

　　从严治厂的“拼命三郎”

　　为改变武柴的“乱象”，年逾花甲的格里希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整顿纪律。

　　格里希把干部花名册交给门卫，记录每人的进厂时间。他早上5时起床赶到厂里，检查工人是否按照规程提前两个小时启动机器预热。他曾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我的查岗名单起到了奇迹般的作用，尽管下着大雨，各位工作人员都准时赶到上班了。以后几周，我准备4时起床，到厂里查岗，但事先不会告诉任何人。”事实上，这位老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从4时到18时。

　　那时厂里每天各种会议很多。格里希提出：上班时间的主要任务是生产，今后未经我的允许，不能随便开会。格里希还注意到，一些干部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办公室。他要求干部用90％的时间下车间，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指挥。

　　让格里希最头疼的还是产品质量问题，一些工人总觉得产品在国内销路不愁，格里希则斩钉截铁地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国际市场！他随身携带“三件宝”——游标卡尺、吸铁石和白手套。卡尺用来检测零件精度，吸铁石用来检查机器里是否有铁屑，白手套用来检验机器是否清洁。他不止一次对工人说：总装车间应该像医院一样干净，生产的机器要打理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漂亮。一些人对他的观点一时难以接受，他告诉大家，我这样拼命干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家人和孩子！

　　格里希认为减员才能增效，他力排众议实施结构工资制，按劳取酬。他认为工人收入应该比干部高，因为产品是由工人生产的。

　　任职两年，格里希将全部的知识、经验和精力都献给了武柴，通过改革，将一个管理混乱、纪律松懈、质量低劣、浪费严重的国有企业治理得面貌一新，产品质量迅速提高，不仅占据国内领先水平，而且产品畅销东南亚7个国家，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1986年11月4日，根据协议，格里希到期卸任。在告别演说中，老人朴实的言语令人动容：我们的柴油机“好了一些”，还远远不能说“好了”。所有这些进步是依靠大家取得的。我平时工作中向大家发过火，不是我爱生气，是为了做好工作。现在向大家表示歉意。

　　永不消逝的“格里希效应”

　　格里希走了，但是他的心留在了中国，留在了他曾经洒下汗水和心血的武汉。

　　在回到德国的日子里，格里希依然关注着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并热心为中国企业寻找合作伙伴牵线搭桥。他多次回到中国，去各地作报告，为企业的改革发展出谋划策。他亲眼目睹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更为武汉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骄傲。武汉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可敬的德国专家。格里希在世时被授予武汉“荣誉市民”称号，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资格。2005年4月17日是格里希逝世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武汉市举行了格里希铜像揭幕仪式，他的儿子伯恩德·格里希在揭幕仪式上表示，父亲一直为自己能够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一份贡献感到骄傲，那些年里，中国是他生活的全部。即使回到德国，他的心仍留在武汉。

　　格里希走了，但他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镕基同志在为《格里希在武柴》一书作序时写道：“我们应该学习他不图安逸，忘我地为武柴工作的奉献精神；学习他从细小而关键的事抓起，说到做到，一抓到底的求实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永不满足，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学习他时时处处精打细算，勤俭办厂的精神。”

　　在改革开放的启幕的年代，国有企业聘用“洋人”当厂长，成为当时中国引进国外智力的标志性事件，外国人甚至将它作为判断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晴雨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曾经明确指出：格里希先生的工作所产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武汉柴油机厂本身。诚哉斯言，这位德国老人所留下的精神遗产，远比他在武柴当厂长期间创造的物质财富更为丰厚和宝贵。“洋厂长”的到来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世界，引进和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管理体制、方法和技术，已被历史证明是新中国繁荣发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