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恢复昔日帝国荣光之思要不得

　　当前的金融危机引发人们新的热议话题：即世界权力结构是否会重组？世界政治格局是否将重塑？老牌帝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是否出现权力转移？像中国这样快速上升的国家是否将重执世界之牛耳？凡此种种，引发了新一轮民族主义狂潮，百年耻辱将可能重洗，千年梦想也可能实现。这所谓的帝国之思，即中国将可能在未来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恢复昔日帝国的荣光。可问题在于，与中国传统的帝国之思相伴随的却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权力政治的思维模式。

　　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来解读，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展必然与现有体制相冲突，引发权力转移和权力更迭，从而引发大国政治的悲剧。而从国际政治的合作观来看，新兴国家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权力关系的转变或转移，而是意味着国际社会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南北发展差距，使得国家发展更加均衡，从而形成一个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整体发展的结构，使现有秩序更趋合理，而不会出现替代关系。

　　再有，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战争观和战争的胜负观已经改变，战争无胜负只有两败俱伤，战争不可为的观念已经越来越为人类所接受。这也是自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之后大国政治总体稳定的原因之一。同时，靠战争引发的大范围的权力更迭和权力转移也已经很难出现。

　　由此，以一个新的思路来看待国际社会的变迁，我们会得出一些新的观点来。首先，实力的相对性益发明显。例如，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整体实力并未下降，但美国遭遇的反制力也得到上升，美国不得不应付来自各方的挑战。美国利用其优势主动挑起事端，但其力量被分散化了，从而出现了相对削弱。在一定意义上，不是美国衰落了，而是世界其他力量更强大了，不是美国没有发展，而是其他国家上升的速度更快。

　　其二，国际体制更加稳定，国家的变化影响国际体系的作用在下降。单一国家改变秩序的能力在下降。无论是美国衰落还是中国崛起，其意义均不能与以往时代相提并论。美国在1978年占世界GDP总量27%，2008年是26.7%，只下降了0.3%，但是它影响世界的能力下降了。稳定国际秩序的因素不容忽视。比如制度本身的制约、核恐怖平衡的客观制约、西方社会价值观念和制度的拓展，还有联盟网络的扩大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着或制约着单个国家的作用或兴衰的外溢后果。

　　其三，均势平衡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比如，核竞赛带来了军备平衡，但这种平衡始终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由于受权力政治的影响比较大，人们总是想到用力量制约的方式来限制对方，或者是力量平衡的方式来维持稳定。而实际上非平衡态也不总是不利的，有时候平衡虽然有利于稳定，但不见得有利于发展，未来世界的非平衡态也未必是不好的。

　　因此，我们不应过分执迷于国家兴衰，更不能以别国的衰为代价来促进自己的兴。在当前的世界，或许一些人在理论上接受“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实践中却试图背道而驰。实际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人类面临的现实，也是国家间面临的现实。

　　随着人类共同挑战的增多，国家的局限性越发明显。单纯依靠国家间的合作也难以应对，而应该更多借助于更高级的国际组织。从人类社会这一整体来看，国家凝聚力之外的全球凝聚力将决定人类命运的未来。看待未来的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人类的凝聚力而非仅仅是国家凝聚力的强化，仅有国家凝聚力是远远不够的。

　　未来的中国要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要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就不能再走以前帝国的发展路子。在当今世界上，中国还很落后，一个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国家想要引领或影响处于现代化后期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中国远不能去做那种扭转乾坤之想。即使中国真正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其影响世界的能力和方式也必然与历史上的强盛大国不同。中国要做新型的大国，必然在这一方面做出更多的探索。有一些人虽然有弱国情结，但骨子里还是舍弃不了帝国心态。但是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实际上未来世界的大国发展目标将既不像美国，也不像几千年来的中华帝国，而只能是一个新型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