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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冲击和影响下,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均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且变化之大、之快、之深,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思想之变”也在深入展开,各种外交新思想、新理念不断涌动交汇,加速形成,影响和推动着各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走向,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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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变”下的当今世界外交

 

郑熙文

 

     

    谁也离不开谁  

    (右图:图为墨西哥坎昆国际机场,有关人士装扮成北极熊呼吁社会关注全球气候变暖。)
   


  多边主义、多边合作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经济、金融、能源、传染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海盗及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上升,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利益更加交融。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新安全威胁,协调合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显著增强,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在此背景下,多边主义日益上升,成为各方普遍共识。

  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协调合作增强,为多边主义不断注入活力。欧洲积极倡导多边主义,稳步推进地区经济融合与社会发展,如法国倡导“有效多边主义”、德国主张建立“核心决策机构+外围执行机构”的“洋葱理论”、英国也提出了国际社会进入“多边主义时代”的主张。就连美国也深感单边主义难以应对全球性挑战,提出“多伙伴世界”理念,积极运筹大国关系,更加倚重多边机制解决战略安全、全球治理、发展与环境等重大问题。

  当前,国际多边机制的建设与改革受到广泛重视,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的多边机制建设十分活跃,二十国集团等新机制应运而生,并发挥重要作用。多边外交空前活跃,尤其是多边峰会外交的重要性突出,成为各国推进战略目标、维护各自利益的主要手段。同时,多边规则制定也面临新一轮调整,围绕二十国集团建章立制、国际金融机构份额转让、全球贸易体系调整、区域自贸安排、后哥本哈根时代气候变化谈判规则制定等,各方合作与斗争都在深化。
 

 

     

谋发展成为优先目标

(左图为韩国农村振兴厅在忠清南道天安站附近租田6000平方米,利用稻田绘出了欢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尔会议的稻田宣传。 )
 

    

  服务和促进发展成为许多国家外交的首要关注点。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发展遭受严重冲击,目前世界经济正缓慢复苏,但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引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各大国纷纷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复苏和发展上,“谋发展”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优先目标。

  美国奥巴马政府将发展提升到与国防、外交同等重要的位置,认为发展是美国对外政策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之一。在他倡导下,美国通过了医保法案,颁布“国家创新战略”、“出口战略”。欧盟通过“2020战略”,着眼点是恢复和增强欧盟的长远竞争力。俄罗斯最近提出“现代化战略”,强调走创新发展之路,确立了外交要为现代化服务的指导思想。日本提出了“新经济发展战略”。

  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也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发展议程、加强国际协作等积极提升影响力,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南非还明确提出了“发展外交”的战略。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也把推动建立公平的国际发展环境、实现自身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目标。各国积极开展经济外交,经济和发展议题成为国际多边活动等的热点和焦点议题。但与此同时,经济保护主义上升,国家间贸易摩擦和争端增多。

  目前,世界范围内以“绿色、智能、可持续”为重要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启动,各国都在加紧反思和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管理模式,加强知识和技术创新,谋求抢占发展制高点。金融危机发生后,各方比的是谁能抢先走出危机,而在“后危机时期”,如何确保发展势头可持续则成为各国博弈的焦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一场激烈的国际竞争,谁转变得早,谁就会在将来10年、20年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动有利地位。

 

    “绿色外交”方兴未艾 

 

     “绿色外交”理念蔚然成风,深刻影响着国际外交议程的制定。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环保问题的日益突出,绿色发展广受重视,以倡导绿色发展理念、探讨和推动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为重点的“绿色外交”方兴未艾,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欧盟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其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积极推动气候变化问题国际谈判进程,谋求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力图改变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消极被动局面,宣布气候变化是其任内的优先事项,提出了“绿色外交计划”,谋求树立新形象。俄罗斯在去年通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性文件——《俄罗斯气候学说》,要求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国际气候外交与谈判进程持续深入进行,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哥本哈根协议》,为推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主要国家纷纷开展气候外交,抢抓道义旗帜,争取主动有利地位。气候变化问题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既是环境问题,更是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增强自身发展能力的同时,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展示了形象,赢得了尊重,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详细
 

 

    软实力竞争更加激烈 

 

     各国外交手段日趋多样,软实力竞争更加激烈。金融危机后国际格局的调整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围绕综合国力的竞争比拼日益激烈。世界各主要力量纷纷进行外交变革,更加强调软实力建设,以实现软硬结合,通过综合手段推进本国国家利益,力争在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秩序重建中提升地位和影响。奥巴马提出“巧实力”外交,灵活运用美国所拥有的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文化等各种政策工具,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和各种利益,推进美国的价值观。欧盟“外长”阿什顿表示,欧盟要用创造性思维寻求自强,以更协调、连贯和有效的方式应对全球挑战,强调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民事和军事危机管理工具。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也越来越多地利用多种外交手段,发挥各自长处,展示各自特色。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不同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世界范围内围绕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的竞争趋于激烈,不同发展模式、治国理政经验既相互交锋,又相互交流借鉴,发展模式多样化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认可。各国积极提出各种新理念、新创意、新主张,国际思潮理念激荡冲击,进入深刻反思和活跃建构期。【详细

 

 

公共外交:中国外交新亮色

 

陈振凯 宋拖 曹蕾

  8月26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这是国内首家专门的校级公共外交研究机构。该中心聘请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担任名誉主任。

  进入新世纪以来,公共外交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发挥公共外交作用。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互补,中国外交两翼齐飞。

 

 

     

    “一本杂志”与“一个部门”  
   


  一本杂志的创刊及一个部门的更名,两起事件共同指向同一个词汇——公共外交。

  70岁的赵启正,今年“两会”以来,又有一个新头衔渐为人熟知——杂志总编辑。

  今年“两会”期间,一本浅绿色封面的新刊物,获批成为每位政协委员的参考读物——《公共外交通讯》创刊号(后更名《公共外交季刊》)。总编辑赵启正在创刊词中写到:“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正是本刊的宗旨和使命。”

  除这本杂志创刊,引发公众热议“公共外交”外,一个部门的更名,同样促使媒体将话题指向“公共外交”。

  2009年底,外交部新闻司原有“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几字之改,显示了中国外交的重要开拓方向——公共外交。

  在“外交”前加上“公共”的做法,最早源于1965年的美国。近年来,尤其是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渐成世界热词。

  在长期关注和践行公共外交的赵启正看来,公共外交包括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话方式,也包括双方、甚至多方的官方—民间或民间—民间的各种直接交流。它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

 

 

    “峰会外交”与“世博外交”    

  公共外交,已成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

  去年底,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马朝旭表示,公共外交这一新型外交形式,已成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两会”期间,外交部长杨洁篪指出,公共外交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公共外交现在是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

  近年来,中国设置“外交部开放日”,频频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等,日渐重视公共外交。杨洁篪的讲话,提到的“正逢其时、大有可为”,部分地指向上海市今年举办的世博会。

  2010年,中国的“峰会外交”与“世博外交”引人瞩目。前者,如上合组织峰会、G20峰会等,属政府外交。后者,上海世博会则是“中国人民展开‘公共外交’的绝佳机遇”,“可以帮助世界充分全面了解中国,让中国最大程度、最接近真实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公共外交承担着向世界说明中国,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中国的任务。赵启正撰文说:相信184天的各种交流后,全世界将进一步了解真实的中国……有着5000年灿烂文明但仍需要融入世界发展行列的中国。

 

    从“孔子学院”到“汉语角外交” 

     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公共外交在中国早已存在,伴随国力强盛,公共外交形式日渐多样和完善。目前国外的孔子学院已经有了280多所,多种形式的演出及“汉语年”、“中国年”等活动则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展开。近日,“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北京开拍。

  6月1日出版的《公共外交季刊》上,日本侨报社总编辑段跃中撰文,介绍该报社2007年创办汉语角的情况,指出汉语角成为开展对日公共外交的重要窗口和知名品牌,为中国在国外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国内,每年除近百场例行记者会外,外交部为外国记者组织或协助安排的采访活动越来越多。7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3周年前两天,国防部、外交部等部门组织近两百名中外记者走进北京军区某工兵团实地采访。

  现在,中国每年出国人次以数千万计,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也达2000多万,民众间的国际交往盛况空前。如何代表中国形象,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容易接受的形式,有效参与公共外交,不止是官员、媒体等机构的责任,也是公众需要考虑的。【详细

 人民日报版面面

 生态外交从边缘走向中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外交空前活跃,已完成从国际关系边缘向中心的转移,成为主流的外交形态。所谓生态外交(亦称环境外交),是指以国家为主的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围绕生态环境领域所展开的外交活动的总和,是为推进全球和地区生态环境的国际治理,维护各国环境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双边和多边环境合作、国际交流和外交博弈。

  生态外交并非新生事物,如果从1900年召开的非洲动物保护国际会议算起,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真正现代意义的生态外交则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初,以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110多个国家代表与会并发表《人类环境宣言》为标志,生态外交在短短数十年里迅速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形态和中心议题之一。1992年全球10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聚集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制订《21世纪议程》,签署《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发表《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5个文件或公约,成为世界生态外交的又一里程碑。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气候变化问题为焦点的环境议题和发展议题成为生态外交的新热点。

  由于西方工业化的勃兴和消费主义的盛行,西方工业国家率先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无节制的发掘,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了包括空气、水体的严重污染,各种自然资源及物种加速毁坏、匮乏或灭绝,大规模传染病蔓延,这一过程又由于气候变化因素加剧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日益失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深入,生态环境的恶化正不断威胁人类生存本身,一方面促使各国加快调整转变生产和发展模式,推动国际生态合作,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围绕经济发展空间、环境责任分担等问题的矛盾斗争,进一步将生态环境问题从国际关系中的“低政治问题”向“高政治问题”推进。

  生态环境问题往往具有跨国化和全球化以及公共性和长期性等属性,生态外交因而具有与其他传统外交形态不同的运行特点。

  首先,生态外交的主体多元、角色各异。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和外交行为主体继续扮演生态外交的主要承担者和实施者角色,主要大国分别在国际生态环境事务中扮演不同角色。同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都在生态环境领域发挥指导、协调、组织、评估等功能;众多跨国公司乃至个人都在与生态保护密切相关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成为利益攸关方。

  其次,复杂多向的协调对象使得生态外交中合作与冲突的矛盾凸现。与传统外交不同的是,生态外交除了处理和协调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环境合作或环境权益竞争之外,还通过国际谈判、制定国际生态环境法规等手段,规范人的生态环境行为,发挥协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功能。由此,生态外交往往集中反映了各国自身的生态权益与整个人类的生态权益、代内利益与代际利益、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环保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共同责任与区别责任等多对矛盾。(陈东晓)[详细]

 金融外交地位急剧上升

    鉴于全球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预防和克服金融危机的唯一良策是加强全球性金融合作。基于这一判断,各国政府推进全球金融合作的意愿明显提高。与此呼应,在全球外交事务中,金融外交的地位急剧上升,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成为各国追求的外交目标之一。

  以上变化最早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当时,在多次举行的七国集团(G7)首脑会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首次成为中心议题。另外,在亚洲外交事务中,东亚金融合作成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的主要内容。2008年下半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又一次把金融外交推到了外交事务的核心位置。金融危机催生了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随着G20取代G7成为全球政策制定、特别是治理全球经济的主要平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成为G20面临的首要任务。

  这次金融危机给金融外交带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全球主要经济体展开金融外交的平台出现了扩容,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成为全球金融外交的主角之一。这一变化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实力的提高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在整体上,发达国家开始沦为资本净输入国,而新兴市场国家转化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一历史性变化彻底改变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格局。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外交事务中的地位和发言权明显得到提升。

  第二,通过展开积极的金融外交,世界各国扩展了全球金融合作的内容。在2008年的这场金融危机中,全球金融合作的内容扩展到货币财政政策合作、金融机构救援合作和全球金融监管合作等内容。以上合作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单个国家难于出台有效的对策。具体而言,如果个别国家单独采取降息措施,这一政策会引起资本外流。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2008年10月上旬,部分国家央行进行了联合降息。

  另外,金融机构救助和财政刺激方案的实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如果个别国家单独出台这些措施,一部分相关资金会以贷款等形式流入其他国家,从而导致其他国家的“搭便车行为”。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现象,欧盟等一些地区和国家采取了按照经济规模分担资金的合作。(周宇)[详细]

 军事外交具有“慢热快冷”特点

    鉴于全球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预防和克服金融危机的唯一良策是加强全球性金融合作。基于这一判断,各国政府推进全球金融合作的意愿明显提高。与此呼应,在全球外交事务中,金融外交的地位急剧上升,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成为各国追求的外交目标之一。

  以上变化最早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当时,在多次举行的七国集团(G7)首脑会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首次成为中心议题。另外,在亚洲外交事务中,东亚金融合作成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的主要内容。2008年下半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又一次把金融外交推到了外交事务的核心位置。金融危机催生了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随着G20取代G7成为全球政策制定、特别是治理全球经济的主要平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成为G20面临的首要任务。

  这次金融危机给金融外交带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全球主要经济体展开金融外交的平台出现了扩容,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成为全球金融外交的主角之一。这一变化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实力的提高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在整体上,发达国家开始沦为资本净输入国,而新兴市场国家转化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一历史性变化彻底改变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格局。(张秦洞)[详细]

(责任编辑:董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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