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改革 居安思危

——关注亚洲金融市场10年相对稳定期

谭雅玲

照片为部分国际金融中心合成照片      新华社发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全球金融市场以及各国的对策调整已走过１０年路程。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背景和教训的分析已基本形成共识，即危机涉及的主要国家金融开放过度、过急，超越国情发展阶段，较盲从地借鉴发达国家模式进行改革开放，给投机带来机会与条件，最终造成国家经济问题和金融安全的失控，导致经济金融遭到灾难性的打击。而今再谈这一话题，则需要关注和研究危机之后１０年的相对稳定，进而为未来提供预期参考和警示，以促成对金融危机的防范与规避。

    机遇期来之有因

　　回想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大都处于各自经济相对高涨、稳定时期。于是，资本全球流动的充裕性，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经济的繁荣刺激了外部炒作或投资、投机的积聚，这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相反，近１０年来，全球金融和市场热点都更加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发达国家政治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亚洲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政治矛盾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密切关联，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争论、地缘政治蕴含的风险以及货币竞争出现的新格局，都促使亚洲国家在经济环境、市场空间以及预期心理等多个方面获得较好的外部环境，进而推动了自身的改革和发展。可以说，亚洲迎来了１０年发展机遇期。

　　亚洲国家当年虽然经济遭受重创，但是恢复也相当迅速、有效。这一方面是由于在亚洲各国积极应对现实，进行了有效的机制改革，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由于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动荡波折基本集中在发达国家或亚洲以外区域。比如，欧元的启动，引起美欧之间货币竞争扩大，国际货币体系变数引起国际关系的调整与重组。又如，美国“９·１１”事件发生后，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急剧上升引起美国经济增长周期变数增多，围绕美国经济衰退与否的争论导致美元利率、汇率的波动，美元汇率政策与策略组合进入全面调整状态……这些因素都带动了全球资本结构的大调整，催生了利率差别带来的投资机会，扩大了亚洲经济金融发展的空间和平台，亚洲因此又成为投资新宠，获得了发展的动力与条件。

　　高风险如影随形

　　目前亚洲国家金融市场投资热情高涨，货币升值和股市上涨凸显，但这种趋势与西方主要国家基本态势有所不同，特别是亚洲货币利率水平和节奏周期不同于发达国家，利率差异明显存在。而主要发达国家金融发展处于积累创新的高级阶段，并且已经达到此轮调整后的起飞阶段，发达国家的需求必将制造甚至“筹划”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与风险。因此，亚洲未来１０年将面临新的金融危机风险，焦点依然在于货币价值与汇率机制风险，甚至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系统风险。

　　从亚洲未来１０年的前景看，由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竞争性扩大，国家之间的不均衡或矛盾也在逐渐扩大和深化。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浪潮，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性调整也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其整体经济金融实力进一步增强。因此，主要发达国家的调整或竞争趋势将会直接转嫁或“设计”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未来风险。

　　亚洲是一个新兴市场地区的代表，投资吸引力和基础实力具有竞争性，对发达国家而言是一个既合作、更挑战的经济区域。如２００６年５月的全球股市下跌风潮，针对亚洲主要国家的态势是十分清楚的，而亚洲国家股市下跌态势也十分突出。随后亚洲股市依然稳健上涨，投资预期依然十分乐观。由此回想２００６年底泰国所作出的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举措，不仅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认可，反之却遭到国际舆论的指责，因为这些措施伤害了发达国家的投资、投机利益。

　　亚洲国家面临的风险压力正在扩大，全球资本流动的数量、规模和速度已经远远超出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状况。虽然亚洲国家与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比较，相对更充分的外汇储备以及经济实力和金融规模，已使亚洲金融市场在市场信心、实际基础等方面得到更大的支持，但是，从金融资产规模、机构效率、产品数量以及金融市场影响力看，亚洲国家将依然难以与发达国家较量，受控于大国压力而扭曲自身态势的现象依然存在。这将不利于亚洲国家自身的均衡发展。在全球失衡中，亚洲依然是对冲基金或大国战略筹划的重要关注点，未来投机或衍生金融产品形成的金融危机将是亚洲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其中包括价格周期因素、价格连接因素以及价格挤压因素。换言之，货币价格、石油价格以及股市价格都可能成为引爆新危机的突破点或危机点。

　　亚洲国家需要居安思危，理智、冷静地面对国际环境。对于当前亚洲相对稳定和高增长的经济趋势以及金融市场高涨、旺盛的投资热情，各国应该看到不是亚洲自身实力已经达到如此强大的地位，而是外部环境相对复杂，且在调整之中，比较因素的差别性给予利好预期。因此，亚洲国家依然需要继续加强实力，增强竞争力，为防范与规避金融危机储备充足的基础和实力。

　　促改革居安思危

　　我国与亚洲主要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也与这些国家具有密切关联。从外部看，我国金融信誉和信用已促成我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和责任，面临外部“刻意”炒作的投机风险将不可避免。这些炒作有可能加剧扭曲金融结构，加大金融调节难度，威胁经济稳健和金融安全。从内部看，国内市场有时表现得过于“自信”和“自满”将会不利于我国金融改革的实效与收益，甚至可能成为外部冲击的“突破口”。

　　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引爆点是货币从升值到骤然贬值。而今，人民币的升值虽然低于当年亚洲一些国家，并在我国政策控制范围之中，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规模或效率却低于当时的亚洲一些国家。虽然我国坚持稳健开放、逐步开放的原则，但是我们在金融效率、金融规范、金融制度、金融战略等方面的不足必须加快改善，否则将难以抵挡金融风险。在此，理性冷静、稳步扎实地迈出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十分必要与重要。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

　

透过历次金融动荡，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路径更为清晰

金融网中无“孤岛”

李扬　余维彬

　　　 所谓国际金融中心，指的是国际金融活动发生的中心地，它既是各国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来源地和落脚点。追溯历史，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三位一体”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前可称为第一阶段。那时，基于规模经济，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相重合。最早的国际金融中心出现在１７世纪的荷兰，作为欧洲开展东方贸易的最重要港口，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历史上第一家取消金属货币兑换义务而发行纸币的现代银行产生于此，第一个股票交易所也诞生于此。

　　后来，受“郁金香泡沫”及其他因素影响，荷兰经济开始衰落，阿姆斯特丹也逐步丧失了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隔海相望的英国。乘第一次工业革命之东风，英国凭借高质量的工业品和低廉的价格，很快成为世界加工厂。跟随价廉物美的工业品在世界各国占领市场的步伐，英镑也就成为当时在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中最普遍使用的货币。于是，伦敦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美国日渐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更重要的是，二战之后确立的以美元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更以国际协议的方式确定了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凭借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和货币特权，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阶段：“离岸金融中心”迅速发展

　　就在纽约为其取得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踌躇满志之时，“欧洲美元”这一范式的迅速普及，不仅削弱了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且改变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路径。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二战以后，除美国之外，世界各国的资金都极其短缺，加之美国严格限制美元资金从美国流出，国际市场出现了长达数年的“美元荒”。于是，那些追逐高利润的美元资本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或明或暗地向那些急需资金的欧洲地区转移。境外美元流通的市场首先在欧洲地区（主要是伦敦）发展起来（成为“欧洲美元”市场），经营一切以美元为载体的金融活动。这种活动，又被称作“离岸”金融活动。

　　“欧洲美元”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真正全球化了，并从根本上破除了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依附经济中心和贸易中心，必须取资于国内资本供应的传统范式，从而引发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散化进程，并导致“离岸金融中心”的产生。基于这一运行机制，国际金融中心迅速而广泛地分散到巴黎、法兰克福、布鲁塞尔、米兰、蒙特利尔、东京等地。最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原先一些经济上并不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如巴哈马、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卢森堡、新加坡、中国香港，等等，也得风气之先，迅速成长为不可小视的国际金融中心。

　　然而，“离岸金融中心”既然因主要发达国家实行资本管制而产生，就必然随着这些国家金融管制的放松而受到冲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纷纷实行金融自由化，极大地放松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同时，金融创新也风起云涌。以此为动力，长年游荡于“离岸金融中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开始寻找新的落脚点。

　　第三阶段：多元化的新格局

　　但是，这一次国际金融中心的重新布局并没有简单地从“离岸”回归“在岸”。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发生在科技、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使世界迎来了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是基于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开始了更为多元化的新历程。

　　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信息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最主要因素。这些革命性变化，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美国，受惠于９０年代高歌猛进的“新经济”和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最终在亚洲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拉美、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得到巩固。这些新发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全球一体化经济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任何单个的经济体都不再是“孤岛”，而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网络的一个节点、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几乎任何国家都可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如今的国际金融中心不仅需要开放的经济体系，还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明晰的产权制度、良好的监管能力、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标准、鼓励创新的氛围以及大批训练有素的金融从业人员。当前，国际金融中心名单上的新面孔层出不穷。英国《银行家》评选出的“２００５年度最佳国际金融中心”中，亚太地区的新加坡、悉尼，欧洲的马恩岛、泽西岛，中东与非洲的巴林、迪拜，美洲的巴哈马、开曼群岛等都霍然名列前茅。

　　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新格局显然为中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和谐发展，相信中国不久就会建设起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放眼全球

回望危机思战略

景学成

　　面对当前波折不定的全球经济金融环境，不禁会想起１０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前一些东南亚国家对外金融战略的缺失。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四小龙模式不仅是亚洲主要国家的骄傲资本，也是国际机构极力推崇的改革发展样板，整个亚洲市场和主要国家弥漫着乐观情绪，一些国家忽略了危机和隐患，没有也不能发现自身的不足和缺失。亚洲经济模式偏离性自满，表现在经济增长或经济结构过于向单一行业或产业倾斜，形成房地产、股市价格持续走高和政策倾斜。

　　对国际对冲基金投机策略与技术的潜在威胁缺乏警惕是一个深刻教训。国际对冲基金的准备并非一夜之功，对金融安全的冲击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些亚洲国家在经济繁荣时期盲从于外部，过度开放，自身急躁改革；危机来临时，又低估了投机风险。比如泰国，为维护泰铢汇价，曾孤注一掷地投放其仅有的１００亿外汇储备，但国际投机资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泰铢，泰国央行根本无力稳住汇价。

　　亚洲银行体系管理落后与风险监控不足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体系的不配套，也导致危机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笔者当时作为人民银行的研究人员参加３０国央行会议，在与泰国央行资金管理官员接触时了解到，泰国一些商业银行全然没有关于贷款和业务流程的必要文字材料。所以，货币与银行危机同时爆发，使金融危机积聚、蔓延并恶化。显然，这些国家忽略了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安全和金融体制风险管理的脆弱性。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导火线，就是外汇储备短缺危机。在国际短期资本突然撤离时，由于外汇储备缺失，无法抵挡货币先升后贬的剧烈动荡。

　　市场信心也可以成为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近来亚洲国家在金融过热时的敏锐应对不断引起外国评论或指责，其实质是外国某些势力在用舆论创造投机气候和条件。

　　回想１０年前，一些亚洲国家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资金。在危机中，一些亚洲国家曾采取相互担保和拆借的做法，但是力量单薄，杯水车薪，它们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寻求紧急援助。而ＩＭＦ提供紧急援助时附带的条件十分苛刻，甚至引发了该地区民众对这个机构的强烈反感。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亚洲需要推出一个独立的危机救助机制，加强地区金融联系。东盟和中日韩“１０＋３”机制提出的“清迈倡议”就体现了新思路下的防备策略。它建议在两国间个别协商，发生货币贬值时，双方将外汇储备相互通融以解燃眉之急。今年上半年举行的“１０＋３”财长会议还同意建立一个共同的外汇储备库，当任何一国在面临货币危机时都可动用。这样的决定，不仅是为防止金融危机的“悲剧”重演，而且意在充分利用亚洲外汇储备的优势，为稳定东亚金融秩序作出有效的应对。这也标志着亚洲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