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美式现实主义”

　　赖斯对美国历史上的两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杜鲁门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是这种美式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代表。西奥多·罗斯福是２０世纪初年的美国总统，曾率兵入侵古巴并镇压过古巴人民起义，以奉行侵略扩张性的“大棒政策”并攫取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和管理权而闻名于世。赖斯称罗斯福“能以轻柔的语气同敌人讲话，却毫不犹豫地带着一根大棒”。这似乎很好地诠释了布什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的言与行。美方表示，无论俄如何反对，美都不会放弃在东欧国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可谓咄咄逼人；另一方面又放下身段，主动邀请俄总统普京来美商谈。而上世纪中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之所以被重新评价，是因为赖斯认为，杜鲁门当年在共产主义运动席卷欧洲之际，断然开启冷战、进行对抗。而现在的美国总统似乎也可堪比杜鲁门——白宫高官和赖斯都多次或明或暗地表示，布什就是“杜鲁门第二”，别看现在因伊拉克战争而民意低迷，将来或可因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而“名垂青史”。

　　那么，如何推进世界的转型与改造呢？赖斯提出了三个手段。一是推动自由贸易。赖斯说，“自由贸易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贸易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亦是（推进）政治转型的发动机”。也就是说，要将贸易问题政治化，让贸易为改造他国服务。二是利用对外援助。赖斯说，“我们也要利用对外援助来促进（其他）国家的转型”，“将对外援助作为影响战略伙伴的工具”。美国６年来对外援助增加了３倍，就是服务于这一目的。三是运用“我们力量的所有要素，推动（其他）国家转型”。显然，武力是重要因素之一。言外之意，武装干涉也被列为推动“转型”的重要手段。

　　其实，美式现实主义与此前赖斯提出的“务实的理想主义”如出一辙。务实，是指美国并不放过在全世界攫取现实的物质利益；理想，是指美国决心在全世界推进美国的所谓民主自由理念。在实施过程中，美国的“道义理想与物质利益”往往会发生抵牾，这也是美国对外政策中出现双重标准和自相矛盾现象的根由所在。最明显的例子表现在其中东政策上：一方面，它需要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及对其伊拉克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它又要逼迫阿拉伯国家接受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何时强调哪一个方面，取决于美国当时的国家利益的需要。因此，无论冠以什么“主义”，美国外交的根本要素就是其实用主义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