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心境  作心曲  唱心声

　　既能作词，也能作曲，又能演唱，还能长盛不衰，这在日本音乐界实不多见，谷村新司是其中的佼佼者。日前他在东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脸上挂着富有魅力的笑容，全身充满青春活力的音符，完全看不出59岁的痕迹，这是谷村新司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记者：您最近有哪些与中国相关的演出活动？

　　谷村：9月下旬前往北京，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35周年纪念活动。9月29日在上海、9月30日在南京进行“中日携手?世纪同行”的系列演出。

　　记者：迄今在中国演出过多少次？这次演出方式或表现手法有什么新变化？

　　谷村：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在中国演出了20多次。迄今在中国的演出，都是卡拉OK伴奏。只有一次除外，那是2004年在上海，与韩国的赵荣弼、香港的谭咏麟等共同演出。这次演出是上海交响乐团现场伴奏。

　　记者：您还记得第一次在中国演出的情景吗？

　　谷村：第一次去中国演出是参加日中青少年交流活动，我是三人演唱组合“Alice”的一员。时间是1981年8月，演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当时邓小平先生坐在主席台上。通常领导人看演出都提前退场，但邓小平先生观看两个小时演出直到结束。晚上的欢迎宴会上，我就坐在邓小平先生旁边。据说那次是外国歌手首次在中国用吉他表现通俗音乐（POPS），当时的中国观众还不懂现场互动，都是正襟危坐，邓小平先生却能顺应音乐节奏和 现场气氛带头鼓掌。

　　记者：您的音乐生涯好像没有离开过吉他？

　　谷村：最早弹吉他是中学三年级，动机是赢得女生好感。初学时每天练习六七个小时，名副其实的废寝忘食，还千方百计攒钱买新吉他。1971年，我们成立了演唱组合“Alice”,三个人都是边弹边唱。开始演出并不受欢迎，观众最少时只有三个人，但我们不气馁，照常演出。观众从十人、百人、千人，逐步超过万人。“Alice”组合最火的上世纪70年代，一年最多演出近300场。70年代也是吉他在日本最畅销的时期。

　　记者：您成为上海音乐学院常任教授是怎样的机缘？

　　谷村：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经常在亚洲国家演出。2003年上海音乐学院杨立青院长聘请我担任教授。第一次面见杨院长时，我问：“为什么聘请我？”院长问我：“您认为对音乐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回答：“音乐的技术和理论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心。”院长说：“我希望您给学生讲授音乐之心”，当时我感觉杨院长的话是天命。

　　记者：您是怎样教授音乐之心的？

　　谷村：我给学生们讲授如何捕捉音乐之心。词曲作者，要善于捕捉自己心的灵感。作为伴奏者，是在捕捉歌手的心灵中进行演奏，作为演唱者，要善于捕捉听众的心情。音乐学院的学生最初对作词感到很难。我告诉学生们，要创造有个性有特色的音乐，必须善于用文字表达自己的心境。最初，60名学生的一个班级，一个小时内完成命题作词的只有一人。现在，一个小时内所有学生都能完成。教师的作用，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帮助学生打开心灵的窗户。

　　记者：近年您频繁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从事音乐交流，在“政冷”时期是否受到过影响？

　　谷村：近年的确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总是中国？我认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矛盾和纠纷是难以避免的。人与人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障碍。和我一样，日本有很多人在中国工作和生活。音乐更是独具魅力，可以超越时代、超越国境，沟通人们的心灵。越是在敏感时期，越需要超越和沟通的努力。2002年9月，我受委托策划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大型演唱会《中日携手?世纪同行》。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我把7月在大阪举行的巡回演出改称为《支援中国抗击非典音乐会》，当天募捐到1500万日元。同年8月在北京，参加了慰问医务人员的《人间有情》演唱会。谷村曾把自己的三场演唱会取名为《心灵学校》，除了自己演唱，还请来嘉宾评说音乐，探讨人生，使个人演唱会成为自己与嘉宾和听众心灵沟通的“磁场”。翻看谷村新司的唱片，不乏含有“心灵”字样的曲目：《心灵的时间》、《传递心灵》等。唱片解说词告诉听众：“从物欲时代转向心灵时代”。

　　像一位喜获丰收的农民，谷村告诉记者，他在上海音乐学院教的学生，今年有了第一批毕业生。一名学生向他表示，要像谷村先生那样，用音乐在中日两国间铺路架桥。谷村说：“听到这话，我心头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