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山孝子与中国妈妈赵玉芝在一起（２００５年）。

　　我的生父生母都是日本人，但是我有一个善良仁爱的中国妈妈，几十年来，我们母女之间的亲情，见证着中日友好。时至今日，我的心中仍保留着对中国妈妈的最爱。

　　１９５０年春，我在秦皇岛的偏坡村上了新中国的小学。我上小学第一天发生的事，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有个男孩子叫我“小日本”，我当时虽然不太明白，但知道是坏话，气哭了，跑回家告诉了妈妈。妈妈领着我到学校找那男生，妈妈十分气愤，打了他一巴掌。我问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妈妈没有告诉我什么。从这时开始，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与其他小朋友是不一样的。

　　１０多岁时，同学中不仅有人叫我“小日本”，还有人把报纸卷成喇叭状，拍着桌子朝我吼着：“小日本滚出中国去！”多亏老师对我好。１９６０年，我初中毕业被保送到北戴河太和寨师范学校读书，还没毕业，学校就停办了，我回到偏坡村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１９６３年，秦皇岛市公安局找到我爸爸，公安局已知道我是日本人，询问父亲是让我保留日本国籍还是加入中国国籍。最后公安局认为我已自然加入了中国国籍。就在那时，爸爸对我讲了我的身世。

　　１９４２年９月３日，我出生在辽宁省阜新市。生父叫若山義隆，那时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了东北，阜新露天煤矿已被日本人控制。生父是那里的顾问。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没有打过中国矿工。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入阜新。生父若山義隆被带到西伯利亚，生母带着几个孩子进了收容所。一些好心的中国人在收容所看到孩子们很可怜就收养了他们。阜新露天煤矿矿工刘松山和赵玉芝的儿子刚死不久，他们很痛苦。有人劝他们也去领养一个日本孩子。听说若山先生对中国人不错，于是决定领养他的孩子。问过我生母若山房江：“把女儿给别人你同意吗？”为了让我活命，生母答应了。于是我就成了中国妈妈赵玉芝的女儿。在妈妈的精心照顾下，３个多月我就恢复了健康。

　　１９４６年６月，听说日本人都要回国。别人给我妈妈出主意：“你把孩子养得这么好，人家要回去咋办，还不赶紧走。”就这样，我的爸爸妈妈带着我回到秦皇岛老家。

　　如果不是那场罪恶的战争，我不会出生在中国的阜新，更不会遇上中国妈妈。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是战争把我遗留在了这个伟大文明的国度。今天想起来算是因祸得福吧！

　　我得到了中国妈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妈妈从没打骂过我，妈妈对我的言传身教太多太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还很穷，很多人都吃不饱饭。而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长得很白很胖。白是遗传，胖是健康，是妈妈对我爱的结果。除在上学时被有些不懂事的男生叫作“小日本”、让我“滚出中国去”之外，再也没有受到欺侮和不公正的待遇，就连“文化大革命”时期，我都没受到任何冲击。

　　我长大了，我的中学老师陈洪勋让我结识了他小时候的磕头弟兄孙铁铮，他在河南洛阳的一个建筑单位工作。１９６４年我们结了婚，我被调到六机部下属的４０７厂子弟小学教书。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在那里我工作了１４年。

　　洛阳还有４个和我一样留在中国的日本妇女。其中有一位叫内田荣子的，１９７３年１２月，田中角荣访华后，她就回了日本。我托她找我的生父生母，她在日本的《朝日新闻》和《西日本》两大报纸上登出启事。生母若山房江看了寻人启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提到了刘松山，

　　听生母说，１９５３年，大哥若山武夫访华时，曾提到寻找我的事，但没有音讯，日本就把我的户口注销了。如今知道我还活着，生父生母的心情可想而知。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３日，我和爱人带着３个孩子回到了日本。

　　我今年６５岁了，现在是日本东海大学第二外语教育中心兼职汉语教师，在民间还做着其他兼职。多年来我的中国话一直没有变，那是因为我的中国妈妈，我和妈妈有一样的语言，我喜欢中国故乡的乡音，我的乡音永远都不会改。

　　在大学讲课我常常会给学生们讲到中国。因为中国有我的妈妈，有好多好多像妈妈一样的好人。现在日本的孩子不知道日本侵华的历史真相。中学的教科书也没有说明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的伤害，只是浮皮潦草地说了中日战争。

　　当生父生母和中国爸爸去世后，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我的中国妈妈了。１９８２年５月，我把妈妈接到日本住了半年。１９８５年后妈妈两次随日本政府邀请的代表团来日本。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底，我给妈妈在日本办了常住，政府给妈妈提供了相应的生活保障。妈妈在日本住到１９９３年７月，后回到中国。虽然妈妈这些年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我还是常给妈妈寄生活费。我很想让妈妈和我在一起，每年暑假都要去看望她老人家。

　　妈妈老了今年８８岁了，我一直牵挂着她。去年１２月的一天，当我得知妈妈因病住院后，立即请假从日本赶到妈妈身边。今年１月２２日，我的善良、宽厚的中国妈妈走了。愿妈妈在九泉之下原谅不孝的女儿。安息吧，我亲爱的中国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