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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为人知的拉美国家:500年屈辱之后“华丽变身”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2012年06月16日09:16

流动诊所门口
流动诊所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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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望的玻利维亚惊人的改变

  2012年5月27日早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市的一个广场打扮得花枝招展,警察和军队四处巡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享受着周日的晨光,这让他们很像是意大利滑稽剧的主角,而不是法律的坚决拥护者。

  广场上挤满了成百上千名土著妇女,有的背着孩子,有的拿着棉麻袋,但是都戴着帽子。她们来这里是为自己的孩子注册。这些孩子大多是非婚生的。就在几年前,未婚生子一直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可耻的,饱受社会谴责。现在情况有所变化,虽然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但是政府已经试图为所有的孩子登记注册,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来到人世。因为如果没有登记,他们没有办法领到政府援助。

  2005年,在抵挡住西方和玻利维亚精英们的指责,以及试图颠覆其政权的行动后,莫拉莱斯首次成为玻利维亚总统。这个有着南美洲最多土著居民的国家迅速发生了变化,而改变从未停止,从未放缓。

  与国家其他大部分城市相似,科恰班巴鼓励妇女站出来,承认自己的孩子,大声说出受到的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不公正待遇,检查乳腺癌、肺结核等疾病,学会为孩子们准备健康的食物。

  以前,我一直不敢近距离拍摄玻利维亚妇女儿童的照片,因为那里有“通过相机镜头偷窃灵魂”的传说。这里的空气蔓延着怀疑、憎恨和恐惧。每次我打算问一个问题,大多没有得到答案。现在,怀疑的气氛似乎已经消散,怨恨在积累了数十年之后开始流散, 恐惧也奇迹般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希望,而故事也同样充满了力量。

  几米远处,几辆“移动诊所”停在路边,它们由大卡车改装而来。我走上楼梯敲门,有人开门让我进入,当时有个女人正在给孩子喂奶,而医生与护士正在给她做药浴。

  这里让我震惊的是绝对的信任,以及对这种信任的有力表达:母亲和医生,护士和女人,他们和我之间的信任。我只花了几秒钟解释在这里做什么,然后我们礼貌地问候了对方。我问能否拍下这个镜头,他们全部点头说,“当然可以”。显然我是在自找麻烦,他们没有告诉我要谨慎一点。因为我们都了解,所有人聚在这里的原因只有一个:帮助玻利维亚和玻利维亚的人民。那个医生可能是古巴人,护士可能是当地人。我没有问我的猜测是否正确,因为那根本无所谓。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不应该关心人们的地理位置、文化或者根在哪里。

  重要的是,就在我眼前,几年前难以想象的情景突然发生了。在曾经非常贫困、种族隔离的玻利维亚,一个白人医生,用纯粹的温暖和同情的眼神望着正在受苦的土著妇女,问她:“女士,您上一次感到疼痛是什么时候?”他的态度十分友好、亲切和仁慈。

  他表现得很简单、善良、慈悲,但是在这个日渐被物质和个人利益所绑架的世界,他的人文主义让人感觉很特别,似乎回想起了不同的时代。他是一个医生,他的言行也与其身份相符,因为人们对医生的期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化。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大家都不习惯询问“你疼吗?”,而是要求出示信用卡号码和现金存款,类似询问的话反而显得反常。

  医生亲切地拍拍女人的手臂。虽然他与她的种族和背景迥异,但是他的态度让她感到平静和自信。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小声地勇敢地回答他的问题,就像是对待家庭成员一般。

  我亲身经历的“革命”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见证着一场革命。曾经,我见过许多次革命,以及世界各地的内战,但是这里的情形非常不同。这里没有枪,没有战斗区,但是同几十年前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占领国会的斗争一样宏大。

  玻利维亚其他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医生只关心工资是否上涨,而这里的医生十分冷静、自信、轻松、与世界和他人为善,同时忠于自己的良心。他们似乎不需要为究竟是塞满钱包还是为需要帮助的人服务而挣扎,他们的工作都是依照接受训练时的精神:拯救生命、为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人服务,不会比那样更高尚,但是也绝不会打折扣。

  看着这些医生辛勤的工作,我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同时无尽的感激溢满心间。仿佛经历一段非常漫长而不安的旅程之后突然回到家乡,仿佛眼睁睁看着世界被绑架着走上歧路,商业利益超越了一切,帮助深陷痛苦的穷人成了有利可图的生意,同情变为价格高得离谱的奢侈品,突然又发现了一个纯净的角落。

  在我看来,玻利维亚的这一幕折射出了人性的本质,那几乎绝迹但无比珍贵的品质就这样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我深刻感受到,这正是我信仰了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它就在那里,在我眼前。它是那样简单、那样纯粹,一点也不教条。

  我想起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写的《瘟疫》,以及其中的名句“因为不能成为圣人,他们成了医生”。我曾经想象过故事的主角——名为Bernard Rieux的普通医生。当瘟疫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肆虐,制造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和恐怖气氛,他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与疾病抗争。尽管其间失去了妻子,失去了深爱的家人和朋友,他最终仍然赢得了战争,拯救了所在的城市。当我看到科恰班巴医生们的工作,可以想象,他们就像Rieux一样,不仅仅是与疾病抗争,也是在与法西斯主义斗争。在科恰班巴,在奥兰,他们在为整个人类努力!

  “密封”的玻利维亚人民的痛苦

  我环顾四周,看到了更多。我意识到我十分了解这些妇女。90年代,我曾经报道过秘鲁的内战,我曾经在玻利维亚——这个南美最贫穷的国家来来往往,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甚至无法数清到底有多少次。玻利维亚、秘鲁和厄瓜多尔的土著妇女总是在那里,穿着色彩缤纷的衣服,戴着黑色的帽子,站在道路一边默默地注视着过往的人,向他们兜售新鲜的水果和廉价的进口商品。

  在我眼中,玻利维亚的妇女曾经是疼痛和禁欲主义的代言人,来自曾经辉煌后来被破坏的文化。生活在其肮脏破碎的盘子上摆上了最糟糕的菜肴,而她们却凭着人类某种绝望而神奇的力量得以存活。

  过去,我曾经试图躲避她们的眼睛,因为我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羞耻。几十年来,在玻利维亚,一场革命被无限期地推迟。玻利维亚在流血,欧洲国家无耻的精英们控制着它。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但是大多数的男性却面临着非人的无休止的羞辱。那时,一场决定性的、能推翻封建法西斯制度的革命似乎是唯一的希望。

  几十年前,切·格瓦拉为这个国家献身。在经历了背叛、抛弃之后,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在这里无助地倒下。但是,如果格瓦拉没有为玻利维亚而战,如果玻利维亚根本没有过斗争,所谓的革命就只是彻头彻尾的伪善。因为,正是在这里,在寒冷、荒凉却美丽的高山上,在炎热潮湿的热带雨林里,五百多年的殖民和后殖民主义的残酷和疯狂曾经露出其最可怕的面孔,剥夺了所有的人性。

  在这里,波托西的静脉被打开,全身被剥光,所有的东西被抢走,她的孩子为了欧洲文明的荣光死在了矿井里。在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的城市里,为了伟大的光荣的欧洲文化,人民像动物一样死去。

  这些妇女的困境是隐形的。许多在玻利维亚和秘鲁工作的记者都直接或间接地被收买,绝不透露有关当地人民痛苦生活的细节。

  当然,偶尔也会有愤怒的火花迸出,例如秘鲁电影制片人弗朗西斯科·隆巴蒂的电影。在电影《在狼的口中》,他描绘了秘鲁安第斯山脉发生的,我曾经报道过并改变了我的“肮脏的战争”,以及土著人民不得不面对的恐惧。他展示了一个土著女孩被强奸的惨痛经历,因为她是土著人,罪犯是士兵,无情的城里人居然认为这不是强奸。而那些近似疯魔的士兵们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让当地的妇女怀孕。在影片中,他还展示了人们对私刑的恐惧,对村民们毫无理由的屠杀。剧中,男孩Vitin Luna追随父亲的脚步加入军队,在经历了酗酒、幻想破灭之后,向看着强奸和杀戮进行的中尉提出挑战。他挥舞着枪,在午夜砸着房子的门,大声叫着“快下来,中尉,如果你有种的话”。

  许多年前,我向拉巴斯的朋友,当地一家日报的所有者、一名参议员的儿子推荐了这部电影。我问他:“难道你不认为,有一天有人会撞你的豪宅的大门么?” 他边收拾高尔夫球袋,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笑容。 “他们会来的,”他说,“当然,有一天他们肯定会来的。但在那之前,我有很多的乐趣,而他们却在吃屎。”

  人民的觉醒从主人公意识开始

  多年以前,我的翻译家和作家朋友Kevin Mathewson曾向我讲述尼加拉瓜革命初期他在马那瓜的经历。他说,“我发现最强大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它释放的力量。有一天,我站在路边,公交汽车从边上经过。车上挤满了盛装的农村姑娘,她们有的光着脚,但是所有人都非常干净、非常激动。她们要去市中心跳舞,那里曾经仅允许精英们出入,那是她们首次被允许踏足的地方。她们的脸上洋溢着如此丰富的期待、希望和激动……那时我才意识到这次革命是对的。那时,我看到那些羞涩的乡村少女走向了突然属于她们的首都。”

  站在科恰班巴广场的中间,我与他感同身受。整个氛围充满了社会主义的色彩,十分真诚,让人感到温暖。在广场上工作的人们远离冷嘲热讽、挖苦和自私自利。政府、医务人员、以及享受服务的成百上千的妇女们自在地交流。这里只有良好的意愿,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刻意的微笑,也没有不合时宜的讨好。

  音乐响起,许多妇女自发走向了声源。在那之前,人们只知道辛勤地劳作,没有机会学习跳舞,但是他们仍想融入其中,他们想自在地生活。他们笨拙地移动自己的脚,歉意的微笑,一直尝试着跳舞。有些外围的人可能觉得他们的动作可笑,但是这里没有人笑出来。这是他们的广场,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国家。 他们尝试着迈出了第一步,尽情品尝着自己赢得的来之不易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并不是西方赐予的。

  在这些人之中,有的新生活始于18岁或者更早,有的却直到60岁才开始获得。但是这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都学着走路,学着迈出第一步。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生活的国家和社会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被西方收买的革命反对者

  我走遍了玻利维亚,既听到了对革命的赞美,也听到了反对的声音,这与我在委内瑞拉和其他地方的经历相似。我与那些在衣服上刷着红漆、反对政府改革的医务人员交谈,与那些参与抗议修建新的高速公路的人交谈。

  我不认同那些抗议者的意见,因为他们很多人打“土著”牌的目的是为了商业或政治目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持反对立场的当地媒体或外国媒体在使用“土著”牌。而且,很显然,今天反对进步性的改革的抗议行为与查韦斯当选总统之后委内瑞拉遭遇的抗议行为有惊人的相似,更不用说1973年9月11日美国策划智利军人推翻阿连德政权之前,阿连德政府的遭遇。那些抗议活动大多由右翼策划或赞助,或是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曾经对我说的,“有人付钱,但你并不知道策划者的身份。”

  我不想讲述我调查的细节,因为那些细节往往非常烦人、惨不忍睹。这里,我只想讲述我在科恰班巴广场上看到的情景,那些简单而美好的瞬间让我一再拒绝公正的立场。在经历过那些瞬间之后,我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全力支持莫拉莱斯的玻利维亚革命。

  义无返顾的玻利维亚

  离开科恰班巴前往拉巴斯时,我乘坐的军用运输机BAE-146在上升时遇到了很大困难。它显然超载,起飞时的不合理高度导致四个引擎空转,不能带动飞机飞起来。起飞之后,它一直飞得很低,几乎碰到了房子的屋顶。高山就在我们眼前,对飞行的了解让我意识到我们要么设法飞到高空,要么就直接坠机。如果飞机转一转,避过山脉,它会滑到一边,同时大幅下坠,因为它飞的太慢了,而这个高度的空气太过稀薄。

  但是,机舱没有出现场面失控的情况,因为很多人很可能是首次飞行,没有意识到危险。而我只是太累了,以至于什么都感觉不到,因为我已经几天几夜不休息地工作。经过几分钟的紧张之后,飞机逐渐上升,掠过高山。

  这个经历让我产生了联想。这正是玻利维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经历,迈出了不能回头的一步,也不能改变方向。如果玻利维亚朝着欧洲殖民者恐怖摧毁其文化之前的阶段发展,很可能会走向崩溃。因此,它只能前进,握紧拳头,飞跃国外的阻力形成的高山,根除所有的不良习惯和绝望。

  老式BAE-146和飞行员就如同玻利维亚一样,不完美,常常出现错误,但是道路是正确的、明确的。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的意愿、技巧和胆量。加足马力、起飞、升空!危险吗?是的,很危险,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

  “无论Evo会发生什么”,我在飞机上结识的年轻的阿根廷哲学家说,“玻利维亚将永远不再回到过去。它可能会绊倒、可能会放慢速度,但是在经历过这里的一切之后,肯定不会回去”。

  自信时尚的南美洲再次起飞

  接近拉巴斯之前,我想起了在科恰班巴遇到的医生。像他们那样的人都在玻利维亚“运动”的最前线,为整个国家努力,推动国家向前。他们在到处为别人治疗伤口,同时建立信任和信心,在这个世界深刻而古老的大陆重建人们的关系。他们不是圣人,也没有号称自己是圣人,他们只是普通的革命者。

  在艾尔阿托国际机场,一名医生负责接我,他也是我的司机。他刚刚完成了学业,开出租车成了谋生的手段。

  “这里很好”,他说, “大多数西方人希望政府倒台。他们要掠夺我们的自然资源,奴役玻利维亚人民。他们不希望玻利维亚自治,给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不好’的范例。玻利维亚应该是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却被打压着成了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我想成为一名医生。尽管现在不是,但是未来我想成为医生,这样我就可以帮助别人,为人民服务 。”

  几年前,我在智利圣地亚哥见到过一张海报,上面有一个学生和一些简短的话语“为了做一名医生,我正在学习,那样我就能去除祖国所有的疼痛”。

  南美洲的一切已经改变,这是南美人民数百年心之所向,是他们奋斗的目标。曾经,外来势力打破了他们的意愿。但是,现在,在团结的新时代,一种强大而坚定的驱动力——对建设有同情心的和谐社会的渴望将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心态推到一边。南美大陆正在以一种优雅、自信、时尚的姿态起飞。这是一次危险的起飞,但是已经蓄势待发。在经历了500年的屈辱、掠夺之后,这个趋势不可逆转。

  抵达拉巴斯时,我看到一个涂鸦写着“全民医疗”,一名胖胖的土著妇女穿着民族服装站在边上。我想把这个场景拍下来。正当我开拍的时候,那个女士突然走到一旁,展示出了被她的身体遮挡的部分口号,上面写着“它应该是免费的”。

  我非常喜欢这一幕。那位女士看着我,眼神十分温暖。我喜欢下面硕大的拉巴斯城。我喜欢地平线上白雪覆盖的利马尼山,它是玻利维亚曾经伤痕累累,现在正逐渐恢复光芒的文化的象征。我喜欢土著旗帜在玻利维亚国旗边上迎风飘扬的场景。

  “你想拯救谁呢?”我点燃了我的古巴雪茄,问道。他没有回答,只是向贫民窟覆盖的奥尔托山挥舞着手。

  “好啊”,我说,“那你需要做很多工作呀”。

  在发动汽车之前,他骄傲地点点头。。”(作者Andre Vltchek 译 董菁)

  安德烈·弗尔切克(Andre Vltchek)简介:

  安德烈·弗尔切克,美国小说家、诗人、政治评论员、记者、摄影家和电影制作人。费尔切克曾是一位战地记者,足迹遍布十多个战火地区,从波斯尼亚到秘鲁到斯里兰卡,从刚果(金)到东帝汶。主要著作是“政治革命小说”《不归点》(Point of No Return),2005年以英文出版,2010年以法文出版。其他著作包括2010年出版的小说《大洋洲》、《西方的恐惧:从波多西到巴格达》(Western Terror: From Potosi to Baghdad)等。目前,他正在撰写一部名为《冬日旅行》(Winter Journey)的小说和一本关于印度尼西亚1965年政变的纪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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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牧、赵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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