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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杂志:李小牧,在红灯区“看懂”日本

他写专栏、上电视,对日本的独到认识令专业研究者佩服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萨苏

2012年04月13日11:55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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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李小牧在歌舞伎町
2010年10月,李小牧在歌舞伎町
  从几年前写《歌舞伎町案内人》,自曝在歌舞伎町(即日本东京都新宿区内之町,日本大型红灯区之一)当“皮条客”的经历,到出版《日本有病》,李小牧又多了个头衔:日本问题专家。同时,他也成了中日各大媒体新闻评论节目中的常客。但他却说:“我一点儿都不懂政治、不懂理论,只有一肚子看到的、听到的故事。我不是因为要写书才到歌舞伎町来的,是因为我活在这里,所以我才会写书。”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没有歌舞伎町,就没有李小牧。他曾经说过,死后,要把一根骨头埋在日本的歌舞伎町。

  和石原慎太郎打擂台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找到李小牧,是在他开的餐馆里。最近李小牧很忙,要经营餐馆,要给杂志、报纸写专栏,偏偏还有人来添乱。来添乱的是歌舞伎町的日本店主,大多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是李小牧的朋友。他们热心地建议李小牧加入日本籍,竞选议员,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打擂台,保护歌舞伎町的利益。

  对此建议,李小牧不予考虑。一方面是国家认同感,他出了新书《日本有病》,打心底里,他不想成为日本人;另一方面也是很现实的原因——入日本籍要换成日本姓,“李小牧”如今已经是歌舞伎町一块响当当的招牌,当做无形资产来贷款都可以。让他换名不是砸自己的买卖吗?这种吃亏的事,李小牧可不干。

  不过跟石原慎太郎的擂台是另外一回事。“他挨家挨户抓外国人,打击了歌舞伎町的营业。抓流氓,抓黑社会,我支持他,但是破坏歌舞伎町的繁荣不行。”李小牧认真地说,“按照日本法律,歌舞伎町的风俗店凌晨1点以后不能营业,但以前执行得并不严格;石原慎太郎上台以后开始动真格的。这不合理,因为有的人是白天生活,有的人是夜间生活,歌舞伎町应该是24小时的‘经济特区’。”

  二战后,新宿曾经想让传统歌舞伎艺术落户这里,但最终没竞争过银座。而另一种文化在这里弥漫开来——几十年后,这个只留下了名字的歌舞伎町,已成为和巴黎红磨坊齐名的红灯区。这个不足0.5平方公里的地区,拥有近5000家成人酒店、风俗店、餐饮店、赌博中心,有人将其称为日本色情文化的中心。这里是日本的销金窟,也是东京都财政的重要支撑。在日本,首相、执政党干事长等,每到当选都要来这里视察——为了数量庞大的选票。所以,当歌舞伎町的人要说说自己的道理,哪怕是石原慎太郎也要竖起耳朵来听。

  “我是什么都敢说,而且我讲理、讲法律,这一点日本的店主们也佩服我,所以他们希望我当议员,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日本议员有各种出身,说相声的、陪酒的成为政治家的也是大有人在,李小牧要是真去竞选议员,说不准某天也会挂上日本内阁某大臣的头衔呢。其实,李小牧和石原慎太郎的擂台早就开始打了。早些时候,石原慎太郎说有个歌舞伎町的家伙在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的专栏里骂他,说的就是李小牧。结果李小牧马上又写了两篇来针锋相对。

  前些天,NHK电视台制作了谈日本大地震的特别节目,石原慎太郎第一次和李小牧同台演出。节目给了石原慎太郎3分钟,却给了李小牧8分钟,而且是压轴。“他(石原慎太郎)总算知道我是什么人了。”李小牧得意地说。

  我来了,我看到,我钉在这里

  李小牧何许人也?1988年,28岁的李小牧从老家湖南来到日本,梦想着成为服装设计师,在国内,他曾是一名舞蹈演员。但是,他最终却做了一名案内人。李小牧典型的形象是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颊刮得不见胡茬,身穿名牌西服,站在歌舞伎町夜晚人流熙攘的街头,随时判断出有消费欲望的来客,然后走到他们面前,温和地通过自己的介绍把他们带到想去的地方。他的眼睛像夜里的火烛,动作灵活而富有弹性,看起来如同一个跳跃的午夜精灵。

  “那是为了生存。”李小牧说,“我在新宿街头发纸巾,工作1小时1000日元(1日元合0.076元人民币),而做案内人5分钟就能赚到3000日元。”

  什么是案内人?李小牧曾经自嘲地说,就是皮条客。这个答案无疑是最标准的。把自己摆在一个皮条客的位置,让瞧着李小牧不顺眼的人无从下手,而这个描述,又让对李小牧感兴趣的人越发感兴趣。然而,面对这个能跟你讲上两个钟头不带重样、令你兴致勃勃却想不起他到底在说什么的家伙,这个“我是流氓我怕谁”式的答案不能不让人怀疑——李小牧干案内人20多年,现在的他早已无需依靠这个职业来生存,甚至他早就不必留在歌舞伎町,可是他还是留了下来,而且忙得不亦乐乎,站在歌舞伎町街头“拉皮条”,是他对自己真正的定位吗?

  和李小牧谈起他的职业,他的第一段话是这样的:“我每天都在演戏,当过演员的经历帮助了我很多,让我能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越是优秀的演员,越是可以面对成千上万的人,讲成千上万种话。案内人是我的本职工作,我用我的身体在体验,在采访。”

  看着李小牧明亮的双眼,可以体会到他对歌舞伎町有一种奇特的感情,如果记者没有判断错,那应该叫做——痴迷。有很多中国人到过歌舞伎町,但钉在这里,越钻越深,而且把这里的悲欢明暗写成文字的,只有李小牧一个。他出版的第一部书便叫做《歌舞伎町案内人》,短短时间在日本就卖了15万册。今天,在关于歌舞伎町的日文介绍中,李小牧这本书赫然列在参考文献之中。

  风流在他的股掌中翻覆

  “很多人看歌舞伎町,是斜着眼睛的。”李小牧说。因为这里暴力猖獗,有人卖毒品,有人突然死去。在歌舞伎町这条街上,李小牧和日本人、韩国人、黑人以及自己的同胞勾心斗角,遭遇过各种危险,甚至曾有人结伙持械冲进他的家中。“这份工作很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把命丢掉都不知道。”

  给李小牧投资开餐馆的老板自杀了,在这条到处都在买快乐的街上,他变得忧郁了。李小牧自己也经历过十分艰难的日子,也想过自杀。然而,今天的李小牧谈起这些时,却仿佛不是他自己的事情,“我热爱这个地方。”

  在歌舞伎町他看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居然是聂卫平。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可以想象中国人到这种被批判为资本主义最黑暗的地方需要怎样的勇气。好奇的李小牧从头到尾盯了聂卫平一路,想看看他会干什么。结果聂卫平什么也没买、什么地方也没去,他只是对街边投入100元硬币可以用机械手抓绒毛玩具的游戏乐此不疲。“他就是想亲眼看看这里是个怎样的地方。”李小牧恍然大悟。

  谈起歌舞伎町,李小牧的回忆中,大半是这样的事情。“歌舞伎町是泥潭,也是舞台。你明白它是泥潭以后,会开始注意它作为舞台的一面。正如走在一条夜晚的街上,如果意识不到黑夜的存在,你会抱怨它的阴暗;如果理解这是在夜里,你会欣赏那街上绚烂的灯光。”

  的确,歌舞伎町也是介绍日本文化时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浅草和清水寺一样。“日本有酒的文化,才有歌舞伎町,这并不是一个妓女生存的地方,有的风俗店里的女孩子连手都不能碰。”“这里平均每天有30万人来,周末可以达到50万,比去迪斯尼乐园的还多。政治家、摄影家、作家、演员……各路人都来,警察脱了制服也会来。花几千块,可以认识很多你需要认识的人物。”李小牧用真实讲述着他的歌舞伎町故事。

  在李小牧眼中,歌舞伎町是一个绝不能等闲视之的地方。“歌舞伎町的女性可以去当日本首相,因为她们熟悉社会和国际上的种种事情,她们不钻研就没有地位,就吃不上饭了。歌舞伎町的男性都是最好的销售员,因为作为一个案内人,你要判断一个人的消费水平、来历和倾向,和他结识并引导他把钱花出去——这一切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世界任何大公司都没有这样苛刻的要求。”

  “有的人是到歌舞伎町来找女人或者男人的,有的人是来找另一种东西的。你可以把它说成一种文化,那就叫风流。对,他们是来体会东方的风流。”李小牧也由此有一份很独特的骄傲——因为日本的风流在他的股掌中翻覆。

  也许是在歌舞伎町待久了,他自己也染上了一点“风流”的习惯。李小牧结过6次婚,最后3次是和同一个女人,也就是现在的太太。他解释说:“别看婚姻次数多了一点,这反倒是一种对自己和对对方负责的行为。我自认为对女性是极其负责的男人。”刚认真地说完这话,他又很自鸣得意地宣称:“我现在的年龄只有18岁——上半身18岁,下半身也18岁……”

  “监牢”般的“美丽国家”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李小牧还不忘督促餐馆员工打扫卫生。如今,他已有比案内人更多的事要做。除了带十几个为自己工作的案内人,维持位于歌舞伎町正中心两条街的地盘外,他还开了一家餐馆,据说是东京最正宗的湖南菜馆。东京其他的湖南菜馆用的都是日本厨子,而他的厨子都来自湖南;日本人少吃辣椒,多数餐馆改变味道入乡随俗,但他店里的菜都是辣的,偏偏回头客还很多。李小牧说:“旁边的泰国菜馆,开了20年,生意兴隆。泰国菜比湖南菜更辣,这说明日本人不是吃不了辣,而是要让他们高高兴兴吃下去。”

  同时,他还要写专栏,每篇文章都要花很长时间。有时一个1000多字的专栏,他要毫无干扰地忙上五六个小时。

  李小牧现在常被称作日本问题专家,他对日本的独到认识让专业的研究学者也不得不慨叹万分。歌舞伎町的案内人和日本问题专家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头衔,然而,正是案内人的生涯,让李小牧对日本的认识与众不同。

  他认为日本人都是“滥好人”——“日本人不吵架的原因,是想做别人眼中的‘好人’,在日本,‘好人至上’的想法盛行,追求只要表面过得去就行。”

  他还提出,日本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国民缺乏“渴求精神”——“只要有纸箱就不必担心睡觉的床,只要去闹市便能赚到钱,这便是日本,看起来很和谐的社会,却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病态。要是对生存和赚钱没有渴望,失去了‘渴求精神’,那日本的经济永远不会复苏。”

  在他看来,日本是个像“监牢”一般的“美丽国家”——“那些在新宿的小酒馆里,发妻子和上司牢骚的工薪族,在公司和家庭中没有立足之地,既不能辞职又不能离婚,只能每天借酒消愁。我至今都没有碰到过赞美自己是‘优秀工薪族’的人。我总在想,日本号称自由,为什么却被自己束缚住了呢?东京宏伟的楼群与大自然相融合,表面看来非常壮丽,但是,住在这里的人却表情阴沉,看起来毫无幸福可言,为什么他们会活得如此低三下四呢?”

  研究一个国家应当从研究它的人开始。做一个歌舞伎町的案内人,使李小牧不得不主动地和各种各样的日本人打交道,无论对方是政客还是流氓,他所接触的日本人涵盖了各个层面。同时,歌舞伎町是一个让含蓄的日本人放下面具的地方。此时,他们会敞开心扉,表达真实思想。所以,他所接触的日本人又是真实的。而歌舞伎町的生意兴衰、客流变化,又和日本甚至世界经济的变化息息相关。李小牧曾不无调侃地说,眼看到歌舞伎町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越来越富有了。

  有依靠资料看宏观的专家,也有依靠细节看微观的专家,李小牧,应该就是一个“微观日本专家”。
(责任编辑:杨牧、赵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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