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应该听懂中国的声音

　　西藏“3·14”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我们遗憾地看到，西方一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和少数政客利用中国人民举办一届高水平奥运会的期盼，掀起了一场反华闹剧，肆意羞辱中国人民。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抗议。目前这场闹剧还在继续上演。虽然法国政府和企业作出了一些正面的举动，但4月21日，巴黎市议会通过了授予达赖这位民族分裂分子“巴黎荣誉市民”称号的决议。美国副国务卿多布里扬斯基也于同日会见了达赖，并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西藏事件”反映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西藏宗教、文化和其他自由的“压制”。

　　对于西藏问题，只要肯花几分钟时间，翻翻中国的历史，就知道西藏在800年前就已经是中国领土。至于北京奥运会，它不仅是中国的奥运会，更是世界的奥运会，因此，阻扰奥运火炬的传递，抵制北京奥运会，不仅是针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也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侵犯，是对全世界运动员体育权利和荣誉的亵渎。可惜，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和道理，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客为着其反华目的，刻意不愿正视，相反，还肆意歪曲事实真相。

　　那么，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后，由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客掀起的这场旨在支持“藏独”、干扰北京奥运会举行的反华闹剧，有着一个怎样的背景，又有什么值得我们重视的信息呢？

　　首先，不能不说，这与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敌视以及对中国的刻意丑化是分不开的。西方社会自以为秉持了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真理，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指责别人，改造别人，以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来贬抑和丑化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西方的交往中，中国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弱势和守势，为了寻求救国真理，摆脱殖民和屈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奔赴西方，以其为师，先是学习西方的器物，然后是制度，再是文明。可以说，除个别时期外，中国对西方一直抱着尊敬和学习的态度，“亲西”是大多数中国人的选择。肇始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也被多数中国人所接受，并被我们理所当然视为普世价值。

　　然而，对于他的这个东方学生，除少数人士外，西方整体上却表现出了一种“轻视”和“轻蔑”的态度。“轻中”贯穿于中西交往中的大多数时候。这里固然有双方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误读，比如，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龙一贯被视为邪恶的象征，是必须被驯服或消灭的对象。但在中国，龙却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正面象征。当两种异质的文化相撞时，而西方又处于强势，文化的误读必然会使得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呈现负面的形象并产生改造中国的愿望。

　　除了文化的差异外，西方对中国的“傲慢”还在于西方社会惯以“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来理解中国。这种“西方中心论”认为，只有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才是人类惟一正确的发展之路，任何不符合西方的发展道路都是“非我族类”的，因而必须要改造和打倒。他们很少去思考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地理条件和人口、民族等具体国情，因而有权独立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为了把世界纳入西方的发展模式，西方在输出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时，奉行双种标准，甚至不惜借着言论自由的外壳，“妖魔化”别国；并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奉行实力原则和丛林规则。这些年来，中国的形象无不处于西方一些媒体的“恶意描绘”中：西方社会享受着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却被丑化为导致西方工人失业的罪魁祸首；中国商人和资本进入非洲大陆，却被老牌殖民国家污蔑为新殖民主义者；中国企业在海外展开的并购行动，却被西方政府视之为洪水猛兽……此次围绕西藏事件和北京奥运的一系列辱华言论和反华闹剧，不过是这种“恶意描绘”的最新版本罢了。

　　西方一些国家媒体这次对中国的集体“恶意描绘”，正如大多数人认为的，还有一个背景，即在西方一些媒体对真实信息的屏蔽和歪曲下，中国被当作西方的中下阶层生活水准下降的替罪羊，中国在总体上被置于西方的对立面。西方社会的这种思维，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坚持独立发展的不信任感和恐惧感。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世界都不应只有西方一条发展道路。中国须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5000年的文化传统，世界最多的人口，56个民族，不发达的生产力，近代以来屈辱磨难的历史，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的发展道路。

　　中国要努力推进向世界的开放，西方一些被实践证明的发展经验我们要学，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和现代文明我们也要学，但是，整体上中国不可能走西方的发展道路。事实上，中国迄今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民主道路上取得的成就，并不是按照西方模式走出来的，而是按照中国自己的道路走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西方必须明白，他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中国，一定要改造的话，只会造成双方更加深刻的对立，而且西方不可能成功。

　　但是，从这次反华闹剧来看，西方至今没有放弃全面改造中国的企图，至少对有些国家和有些人来说是这样。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对于西方媒体和政客在自由、民主和人权上的局限和虚伪性，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当然，我们不会因此而怀疑这些价值的普适性，反对西方在这些价值观上所持的双重标准也不是要反对这些普世价值本身。

　　我们深知，在自由、民主和人权问题上，中国离其预定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为此，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要提高民众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水平。我们也需要改变外宣方式，用西方民众听得懂的语言去说明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但是，交流从来是双向的，西方也应该去倾听，并且要听懂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声音，去体会中国人的感受。看中国的问题，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要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要了解中国发展的起点和现实基础。否则是会犯错误的。只有采取平等、尊重和协商的态度，才能最大程度减小中西方交往中的误判以及由此引起的对立情绪。在这方面，西方负有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