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默斯顿不在这里

　　“在第44任美国总统上任之际，他所领导的国家所处的状态是军事上的过度扩张、依赖于每天巨量流入的石油和美元、受困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且在国际上普遍地不受欢迎。椭圆型办公室的主人们很少曾有在如此困难的情形下开始其工作的。”

　　这是现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最近一期美国《国家利益》发表的一篇题为“帕默斯顿时代”的文章中的看法，以作者的身份，这大概算得上是对美国目前处境的一种较为内行、客观的评判。

　　的确，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外交上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伊战5周年刚过，尽管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仍然坚称发动伊战是正确之举，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伊拉克战争进行了5年，如果说推翻萨达姆可以算得上是它取得的成就的话，那么，无休止的自杀式爆炸袭击、扶摇直上的能源价格，以及对萨达姆留下的权力真空的觊觎所引发的地区动荡则是伴随这一个成就的众多副产品。

　　美国的对外政策不仅在国际上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就是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共和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正成为两党竞选中民主党攻击的靶心，而即便是在民主党党内提名的竞争中，希拉里曾经支持对伊战争的记录，也成为奥巴马时常拿来说事的短板。显然，是对美国外交作出反思的时候了。

　　谈论美国对外政策的得失，首先应该关注的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尽管曾是国际关系学者的赖斯说过，“在具体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既没有纯粹的现实主义也没有纯粹的理想主义，权力与价值观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美国外交实践中，当权力和价值观发生悖论时，占据上风的往往是理想主义。

　　2007年下半年，以《天堂与实力》而名噪一时的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进行了深入分析后认为，从美国立国的理念派生出来的“理想主义、干涉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现实主义、孤立主义”，前者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和大方向。

　　而导致伊拉克战争之类的悲剧正源于“理想主义”的偏激，因为在“为石油而战”的背后，是对萨达姆政权的极度排斥。

　　在哈斯看来，全球化时代的外交政策及国际关系正进入这样一个选择性合作时代：人们无法预知哪些国家是必然的对手、哪些国家是必然的盟友。某一天它们在某个问题上可能是主动的伙伴，而第二天在其他问题上多半却成了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所有这些都让人想起帕默斯顿勋爵的格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从1830年首次出任外相，帕默斯顿主导英国外交政策近三十年，其间英国的影响力达到巅峰。问其缘由，关键在于面对十九世纪的重大问题时，干预或不干预，维持现状还是与变革者合作，英国的领袖们毫不受教条所拘束。无论何时英国都把本身的代议政体视为特例。其对欧陆政策惟国家利益是问，不涉及意识形态。这方面，英国恰同美国形成鲜明对照。

　　对美国外交而言，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可谓四面楚歌：欧美、美日同盟日趋式微，俄美关系风声鹤唳，中美关系龃龉不断，再加上一大堆所谓“无赖国家”四面树敌，美国外交沦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处境。当“变革”成为美国国内选举热门的口号之时，美国欲摆脱外交困境，必欲超越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的窠臼，去除其对外政策上过于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回归到帕默斯顿坚实的土地上来。(袁胜育  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