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 政治较量升温

陈 迎

   气候变化问题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可以追溯到1990年国际气候谈判拉开帷幕，但2007年无疑是这一进程达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科学家、政治家、公众、媒体……几乎没有人不在谈论气候变化问题。一方面，由于全球气候异常使世界许多地区多灾多难，气候变化不断为人类社会敲响警钟；另一方面，由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只到2012年，如何构建2012年后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国际气候制度问题，使“后京都谈判”面临严峻的挑战。   走进土耳其，便听土耳其朋友这样说：“土耳其的伟大在于她可以用西方的眼睛来看待东方，也可以用东方的眼睛来看待西方，因为这个国家同时拥有东方之眼和西方之眼。”在这里，东方与西方，历史的洪流汇合冲撞；世间万象，纷繁复杂。

   双轨并行，“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

   2005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对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进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方面，《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并步入实际运行轨道；另一方面，“后京都谈判”以双轨并行的方式启动。所谓“双轨”，一是在《京都议定书》下成立特设工作组，谈判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二是为了使美国、澳大利亚等非议定书缔约方（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陆克文本月3日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编者注）能够参与谈判，决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础上就促进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合作行动，启动为期两年的对话。对话围绕可持续发展、适应、技术和市场4个关键问题，鼓励所有缔约方和非政府观察机构就如何加强公约的执行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开展广泛的讨论，加深相互理解，促进共识。与正式谈判不同，公约下对话不以形成任何决议为目标，也不对未来谈判、义务、进程、框架或授权构成影响，只在汇总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向缔约方大会进行报告。双轨并行的模式既维护了议定书的完整性，又保证了公约下所有缔约方的广泛参与，还为双轨之间的互动留下空间。这成为蒙特利尔会议的重要成果和最大亮点。

   然而，到目前为止，特设工作组谈判和公约下对话已经分别召开了4次会议，推出了一些背景报告或技术报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看，“后京都谈判”仍处于尝试和僵持的阶段，尚未形成一个清晰的“路线图”，更缺乏突破或实质性的进展。

    多方制衡，微妙影响国际气候政治格局

   当前国际气候政治呈现群雄纷争，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欧盟、美国和中国，无论是人口、经济，还是能源、排放，在全球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在参与谈判的众多缔约方之中地位举足轻重，可以说位列三强。

   欧盟作为气候谈判的发起者，一直是推动气候变化谈判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一方面，担心全球变暖危及欧洲冬暖夏凉气候；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稳中有降，经济成熟而稳定，技术和管理先进，欧盟能源消费需求相对饱和，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大力推进气候变化进程，维持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符合其政治上的战略利益。

   以美国为首包括日、加、澳、新、俄等国的“伞形”集团是国际气候舞台上另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美国地域广阔，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不及欧洲。虽然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力，技术和管理水平也很高，但美国人口增长较快，也不愿意改变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因而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呈现较快增长趋势。

   在国际资金来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经济利益产生矛盾和竞争不可避免。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趋势日益明显。例如，小岛国联盟，深受海平面上升的直接威胁，支持欧盟提出的2℃目标，甚至提出应该根据小岛国的切身感受，制定全球减排的长期目标。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担心全球减排会影响到国际石油市场，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帮助其改善经济结构，以适应因全球减排行动对其国家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因排放量很小，主要关注适应问题，希望获得更多的国际资金援助。同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印度、巴西各自国情也不相同。随着中国快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中国一直以“77国集团加中国”模式与发展中国家阵营一起参与谈判，同时，中国也积极在“77国集团加中国”阵营中发挥协调作用，促进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

   　任何一方的立场变化或战略调整，都会对“后京都谈判”的走向带来重要的影响。

   　科学认知、政治意愿、经济利益，谁来打破僵局？

   国际气候制度的走向，主要受到科学认知、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三个方面的综合影响。2007年，国际上围绕气候变化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各方都试图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在妥协中为打破僵局寻求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

   强化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基础。2007年陆续出台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汇总了近5年来世界气候变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再一次强调全球变暖已经是不争的科学事实，人类活动是近50年全球气候系统变暖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减缓气候变化刻不容缓等基本结论。报告不仅在全球范围引起强烈反响和对气候变化的高度关注，也必然对国际气候谈判的走向发挥重要影响。实际上，早在2006年10月，在英国政府支持下推出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简称斯特恩报告），也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支持和阐释欧盟提出的将全球平均温升限制在2℃以内的目标，论证全球参与立即采取减排行动的紧迫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已经密不可分。

   气候变化与国家和国际安全挂钩。为了进一步提升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政治议程上的重要性，2007年4月17日，在当月轮值主席国英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就“能源、安全与气候”议题展开公开辩论。此后不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讲话，将达尔富尔冲突归因于气候变化造成的食物和水资源缺乏等生态危机。无独有偶，美国军队10余名退役高级将领也集体撰写了《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的报告，警告全球变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可能被拖入因水和其他资源短缺引发的战争。6月6日，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WBGU）也推出了气候变化与安全的专题报告《转型中的世界：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风险》，强调如果没有全球重大的应对措施，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将超过人类社会的适应能力，在世界许多地区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并导致整个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气候变化政策和战略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际维护安全的政策体系。相比而言，美国军方的报告完全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而英、德的报告则更多从国际安全和全球安全的角度论述，更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

   企业界态度积极转变。发达国家的企业界对减排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担心自己的产品在与来自没有承担减排义务国家（主要针对美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出口产品竞争时会因生产成本较高而处于相对的劣势，尤其是气候变化所针对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另外一种相对乐观的观点认为，气候变化政策不仅不会给企业竞争力造成过多消极影响，甚至还有利于鼓励技术创新，促进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提高整体资源利用效率。从世界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企业不仅意味着风险，也意味着机遇。因此，企业参与“后京都谈判”的热情非常高涨，成为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巴厘岛会议，凝聚政治意愿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任伊始，就将气候变化作为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不仅出台了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多份报告，还专门任命了3位气候变化特使，努力全面强化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国际多边机制、区域合作组织也在聚焦气候变化问题。比如，今年6月召开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对话平台；9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确定了在环境方面的具体目标——各成员同意努力实现到2030年将亚太地区能源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至少25％，到2020年亚太地区各种森林面积至少增加2000万公顷；11月举行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也重点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

   正在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其最重要目标是期望达成“后京都谈判”的“路线图”，为后续顺利完成谈判铺平道路。其中关键问题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应覆盖的关键领域，如适应、技术和资金等；二是结束谈判的时间表，要为各国批准留出时间，同时确保新的协定在2012年底前生效；三是谈判的组织和程序性问题，如何有效推进谈判进程。人们期待着巴厘岛会议能够进一步凝聚政治意愿，为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访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马和励

记者 廖政军

   “气候变化如今已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必须通过全球共同的协作来应对,中国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见左图，廖政军摄）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谈及对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期望时，马和励说，“这将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们需要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新能量”。在几个月前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高级别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曾表示，现在已经不是怀疑阶段了，各国应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取得突破。

   适应气候变化 提倡低碳生活

   “如果拿美国人均碳排放量作为衡量标准，我们需要消耗9个地球，但现实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马和励向记者反复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近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为巴厘岛会议提供了一份进一步探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协议的框架，再次强调由于发达国家在排放温室气体造成全球变暖方面负有历史责任，发达国家应该采取一个新的机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清洁能源技术。

   马和励介绍说，巴厘岛会议主要有两大目标：首先,启动“后京都谈判”进程，对从现在至2009年的后续工作进一步讨论并达成协议。希望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失效的时候，全球能达到之前制定的减排目标。其次,公布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最新研究成果。要将所收集到的证据公之于众，强调现在就是该“行动”的时候，推进谈判，不再迟疑。

　马和励强调，我们除了要稳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更要告诉人们应当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逐渐过渡到低碳经济模式，提倡低碳的生活方式。

   加强国际合作 创新低碳技术

　“无论对于实现人类发展，还是减缓气候变化都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根据《京都议定书》达成的基本共识，所有国家都有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和责任，而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义务和责任。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必须在完成自己减排目标的基础上，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正是议定书确立的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清洁发展机制的意义所在。

   马和励告诉记者，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多是先污染后治理，而现在，在具有环保意识和拥有环保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和治理其实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如何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合作。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包括高能效、环境友好型的低碳技术等。他说：“这无论对于实现人类发展，还是减缓气候变化都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马和励特别举出英国的例子。他说，英国正在努力成为低碳技术创新特别是碳捕获和封存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者，包括如何运用该技术来设计城市和汽车，以及如何将清洁煤炭技术发展得更有效，等等。“这些技术创新也是一种机会，而对于中国而言，努力成为技术创新的领先者，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和方向”。

   马和励还兴致勃勃地介绍起联合国和中国政府正在合作的“绿色照明”计划。他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关于在全国实现100%“绿色照明”的计划。他说，至今没有任何国家实行这样的计划，这个目标一旦实现，将使能源需求降低大约8%。

   肯定中国努力 继续深化合作

   “中国政府制定了世界少有的降低能耗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高目标。”

   针对一些国际媒体关于中国环保问题的不实报道，马和励郑重指出：“中国政府制定了世界少有的降低能耗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高目标。”例如，中国制定了到2020 年实现GDP增长翻两番而能源增长翻一番的经济目标。同时中国还将继续开发新能源，到2020年将增加到16%左右。“这是多么伟大的目标！”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中国制定了这么高的一个目标。我们应该更多地向世界宣传中国在环保和节能方面的诸多努力。”

   身为联合国系统在华21个机构的协调代表，马和励表示将继续深化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9个机构将于近期与中国有关部委共同启动一个新的“联合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伙伴关系框架”。

   据介绍，这个框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协助中国政府进行关于减排目标的具体谈判及能力建设；二是有关技术转让问题，有望向中国提供更先进的技术，将其系统化地运用，例如设立各种新技术的示范项目，如清洁煤炭技术等；三是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家政策支持息息相关，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马和励说，联合国希望与中国有关部门共同在北京创立一个全球气候变化信息中心，促进这一领域的南南合作和知识共享。此外，联合国还在计划创立“绿色基金”，设立各种可再生能源的示范绿色投资项目，让私人部门也来进行投资，并得到相应的投资回报。他向记者透露，许多合作计划还在最后协商阶段，不过在巴厘岛会议上可能会对部分计划进行“软启动”。

   最后，马和励向《人民日报》表示感谢，认为媒体在传播信息、改变大众观念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他强调，如果没有环保意识，或者不能适应气候变化的趋势，许多环保措施将很难开展。因此，媒体肩负着向公众传播气候变化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的重要责任。

贫困人群是“双重受害者”

——《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带来的启示

记者 吴成良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前发布《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对贫困地区的影响。该报告警告说，如果不能迅速采取有效行动，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在减贫和人类发展上取得的进步将会被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抵消，甚至出现倒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指出，气候变化将带来双重灾难——首先是世界贫困人群的发展倒退，接着全人类从长期来看都将遭殃。

   在北京举行的该报告发布会上，有专家特别强调了贫困人群成为气候变化“双重受害者”的现实。一方面，他们没有享受到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经济利益。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目前，占世界总人口15％的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台空调一年排放的二氧化碳比一个柬埔寨人一生的排放量还要多。另一方面，贫困人群首当其冲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而且他们在气候灾害面前几乎束手无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小农造成了气候变化，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向大气中排放任何二氧化碳，但他们却要付出最高昂的代价。”

   和发达国家相比，贫困地区在气候变化上面临的威胁和脆弱性要严重得多。该报告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4年间发生的生态灾难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大约2.6亿受灾人口中，发展中国家占98％以上。同样是面对洪水的威胁，在荷兰低洼地区，民众能在政府的资助下建造浮在水面上的房屋，而在越南湄公河流域的村庄里，人们却在学习游泳和使用救生衣。南非前大主教图图曾深刻地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人类正步入新的“种族隔离”之中。

   报告认为，气候变化会通过农业生产率降低、用水危机加剧、极端气候灾害频发、生态系统崩溃，以及人类健康风险增加等五大诱因导致人类发展的倒退。面临“减排”和“减贫”双重压力的贫困地区将率先落入人类发展的陷阱。因此，有识之士呼吁，国际社会应该给予气化变化中的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注，更多地倾听来自于贫困人口的微弱声音。发达国家应承担历史责任，在率先减排的同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并提供资金援助，增强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关乎人类发展，也关乎世界的公平与正义。（图：越来越多人受到气候灾害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