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残留孤儿是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的一个特定人群的故事。上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也开展了浴血的殊死抗争。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日军投降，一些随日军来华“开拓”的日本平民惶然失所，成了“逃难人群”。其中，有些人遗弃了自己的孩子。当时，一些处境仍然艰难的中国人收容了这些孩子，将他们养育成人。这就是日本残留孤儿，他们在中国完成了社会化过程，在某种文化意义上，他们成了“中国人”。

　　这是一个大动荡时代中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小故事：历经磨难的中国人以质朴的人类同情心收容养育了敌国的落难孩子。在二战结束后，类似的故事还很多，例如，数以百万计的日本投降军人和平民得到妥善遣返，一些日本医护技术人员在解放军四野部队得到人格尊重和技术专业上的尊重。中国人的博大胸怀和无歧视态度具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许多有上述经历的日本人成了推动中日友好的坚定力量。

　　然而，日本孤儿的故事并没有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同意让日本残留孤儿回归日本，让他们的人生再次面对起伏。寻找血脉之根，寻找生命之源，恐怕也是一种无可否认的人生要求。但在日本残留孤儿回到日本之后，也无可避免地陷入某种文化困境。他们没有日本社会化的经历，成了日本社会的“无根”一族、“夹缝”一族，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边缘人”、“局外人”。他们必须以中年之龄，再次经历新的社会化过程。

　　从有关报道的情况看，这些日本残留孤儿勇敢地面对了人生的起伏和变迁。铃木则子是其中的一人，她的话很动人：“残留孤儿和残留妇女不应忘记拥有两个祖国的骄傲”。这是一种很积极、很现实的人生视角。人们常说：经历就是财富。其实，经历高于财富，比财富具有更广泛的人生意义。

　　日本残留孤儿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群体，他们的际遇是大时代中的小故事。但是，他们的故事折射了历史，折射了时代变迁，折射了人性的光辉与扭曲。他们的故事具有值得探讨的、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含义。
　

“是中国鼓励和教育我坚强地活下去。” ——铃木则子 今年8月，年近79岁的铃木则子在东京都三鹰市接受采访。 　　　刘畅　摄

    中国养父母的大爱，抚平了日本残留孤儿和残留妇女心灵的创伤；回国后，他们仍然魂牵梦系中国情——

    齐藤弘子，今年68岁。她生于东北，在中国生活了52年后，1991年与丈夫、子女回到日本。现在，齐藤一家还保持着很多中国的生活习惯。虽然也喜欢喝酱汤、吃寿司，但衣食住行，仍以中国式为主。每天早晨，她打打太极拳，有时做些健身操。平日里，“看看书、买买东西，照看孙子，接送孙女”。有时，她参加一些残留孤儿归国者组织的活动，呼吁政府维护残留孤儿、残留妇女的正当权益，有时参加日中友协的活动，呼吁反战和平与日中友好。她丈夫郭先生是中国人，每个礼拜都要到“归国者交流中心”去两次——上午学日语，下午学社交舞。“我喜欢伦巴舞，锻炼身体、活跃生活、预防老年痴呆。”他爽朗地笑着说。

　　很多归国残留孤儿和老伴在日本的退休生活，与齐藤夫妇的状态相近。他们曾经在历史狂乱的车轮下挣扎，到了可以安享晚年的年纪，又需要克服语言障碍，重新适应另一种文化。他们大多经济并不富裕，在努力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他们也创造和享受眼前的生活乐趣。起伏的人生使他们格外珍视稳定安静的生活。

　　苦难中，中国养父母带给她们温暖的家

　　每个残留孤儿和残留妇女（日本将战败投降时遗弃在中国的14岁以下的人称作“残留孤儿”，14岁以上留在中国的日本女性称为“残留妇女”），几乎都历经沧桑和曲折。但是，曾经的苦难，并没有改变残留孤儿和残留妇女积极乐观、与人为善的天性。

　　一眼看去，齐藤弘子完全就是孩子们心中慈祥可亲的奶奶，很难想象出她曾有过的坎坷经历。今年8月中旬，在东京举行的“为了和平”战争图片展上，她讲述了战争带来的苦难。幼年时代，她曾与母亲流离失所，在深山中逃亡。经历了多次打击后，母亲精神失常。后来，中国的养父母抚养她长大。齐藤学习刻苦，毅力超常，希望为自己争气，也为养父母争气。从师范学校毕业后，齐藤成为小学教师。她工作努力，还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多次被评为省市的优秀教师。“年年是先进，奖状有一大箱”，她笑了，有点自豪，有点怀念。

　　原残留妇女铃木则子的身上，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战争痕迹。1943年14岁时，铃木跟随“满蒙开拓团”来到中国。她在战后的逃亡中颠沛流离，多次濒临险境。一条腿曾经中弹，留下残疾。经历九死一生后，在中国老百姓的救助和政府的鼓励下，她有了温暖的家庭和稳定的生活。
　

今年五月，齐藤弘子在东京代代木公园的一次残留孤儿集会上，向参加者分发材料。（“日中友好新闻”提供）

　　返日后，以坚强和热情的态度适应社会

　　回到日本的残留孤儿和残留妇女，常常处于夹缝之中。尽管战争的磨难可以使一些人变成魔鬼，但是这个群体在重新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强和热情，使人欣慰地看到人性的光辉。

　　“回到日本之后，什么都没啦。”52岁回到日本后，齐藤弘子找到一份护士的工作，一切从零开始。她要苦学日语，还必须学习陌生的护士业务。经过艰苦的努力，她终于能讲一口熟练的日语，工作也渐渐游刃有余。碰到棘手的问题，医院里的同事和患者们常会说：“找齐藤，她是老手！”但是，当齐藤开始享受到新工作的快乐和充实感时，却已到了退休年龄。

　　1978年48岁时回到日本的铃木则子，也经历了诸多波折。她深感残留孤儿和残留妇女应该团结起来，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1982年，她组织成立“中国归国者协会”，现在已发展为拥有5家日语学习班、300名会员、1200多名支持者和合作者的组织。由于在保护残留孤儿归国者权益方面的贡献，她曾被授予东京律师协会人权奖、东京女性财团奖、厚生大臣奖。年近79岁的她，仍在为残留孤儿事业积极奔走，呼吁日本为援助和保护归国孤儿而立法。

　　思念中，弗忘中国恩情祈盼中日友好

　　铃木则子说：“残留孤儿和残留妇女不应该忘记拥有两个祖国的骄傲。”

　　“中国对我们恩重如山。我能活到今天，全靠中国的救助。是中国鼓励和教育我坚强地活下去。”像很多返回日本的残留孤儿和他们的家属一样，铃木夫妇也多次回到中国去给父母上坟，看望在中国的亲属和朋友。“我希望中国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幸福。更希望日中两国永远友好下去。我们愿意做一些介绍和交流的活动，促进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铃木介绍，残留孤儿以及他们的子女融入日本社会的过程，自然而然地会增进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因此，对于返日的残留孤儿和残留妇女来说，“自己努力地生活，就是为中日友好作出贡献”。

　　“我是喝松花江的水长大的，从头到脚都是个中国人”。齐藤弘子说，中国养育她长大，把她培养成共产党员，她不会忘记中国的恩情。曾在吉林市生活的齐藤非常想念中国的故乡。退休后，她和老伴一两年回一次“老家”，还曾到上海、北京、苏杭等地旅游。齐藤说，虽然她能做的事很少，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希望能对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有所助益。她有时应邀讲述自己的经历，让人们记住战争的罪恶；有时做一些翻译工作，她觉得都是有意义的。

　　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残留孤儿和残留妇女，回到日本后，依然以热切的目光关注中国的发展。他们一面争取安稳的晚年生活，一面祈愿和平，祝福中日友好。

    逃遁途中，日军指挥官下令所有将士和家属自杀，八岁女劫难逃生扎根中国，潜心执教卅余载，引三千日本志愿者到内蒙古治沙造林
 
　　乌云的日本名字叫立花珠美，是日本侵华战争中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盛夏的一天，她对我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歧视我，供我上大学、培养我走向领导岗位。日本人也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么高的地位。中国人民的养育之恩，我一生一世报答不尽。中国人民的情，比山高。中国人民的爱，比水长。”

　　1940年，日军占领了中国乌兰浩特。这一年，乌云的父亲被日本政府派遣到中国任文职官员。3岁的乌云随同父母来到中国。正在读中学的大哥立花甫留在日本德岛县姥姥家。

　　“8·15”光复前夕，日军仓皇逃遁。一些人躲在葛根庙附近，日军指挥官下令所有的将士和家属自杀。乌云说：“在葛根庙的小镇上，我家死了4口人，只有我幸存下来。当时，我从沟壑里爬到了公路边上，过路的崔大爷发现了我，他把我背在身上。走到村里给我要了一碗玉米糊救活了我。”

　　家境贫困的崔大爷无力养活乌云，不久，崔大爷请一户姓张的人家收养了她。

　　张家7口人的日子，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张大爷说：“乌云是一个可怜的孤儿，自己的孩子饿点苦点不要紧，要尽量让乌云吃得饱些。”一年之后，张大爷为乌云找到了一个经济宽裕的人家。乌云的第二个养父阿拉坦是蒙族人，养母王秀庭是汉族人。夫妻俩终生未育，一心呵护、抚养着乌云长大成人。阿拉坦为养女起下了这个蒙族名字——乌云。

　　乌云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通辽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几十年来，乌云用自己微薄的工资长期救助失学的孩子。乌云在库伦旗中学执教38年，如今桃李满天下。前两任及现任库伦旗中学的校长都是乌云的学生。1997年乌云被评选为中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乌云在给学生补衣服

　　在库伦一中校园，矗立着一尊乌云的塑像，这所学校也被人们称为乌云中学。当年从日本空运而来的樱花树苗在校园里茁壮生长，每当春天来临，校园便成为一片樱花的海洋。日本友人为帮助乌云报答中国人民的养育之恩，他们投资300万元人民币建设了乌云中学500亩教育林，林中的杨树和松树高耸参天。2007年乌云中学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学校。

　　1981年，43岁的乌云以日本战争孤儿的身份返回故乡日本，与失散40年的哥哥立花甫团聚。但是，哥哥没有想到妹妹毅然决定放弃永久居留权和日本国籍，又毫不犹豫地返回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乌云的故事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日本。1993年春，日本友人菊地丰先生在中国旅游，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乌云以哲里木盟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问身边的翻译：“你认识这位乌云老师吗？”翻译得意地回答：“她是我的老师啊！”

　　1993年4月17日，菊地丰和乌云见面了。这次会面使菊地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到科尔沁草原库伦旗勒顺镇建设森林农场，并命名为“乌云森林农场”。

　　农场建起来了。菊地丰在农场建起5个蒙古包，10间客房，1间厨房。从此，前来植树的中日志愿者就可以食宿在这里。

　　迄今，乌云森林农场已栽种植林50万亩，菊地丰的沙漠志愿者协会，先后投入到中国内蒙古库伦旗的扶贫助教教育资金和治沙造林资金，达到2000多万元人民币。到2007年5月底，日本志愿者先后有3000多人来乌云农场进行沙漠植树造林。志愿者队员由日本的退休官员、教师、学生和农民组成。每一次，乌云都亲自陪同他们植树。

　　当我问起菊地丰为何投资兴建乌云森林农场这个话题时，他说：“第一，乌云老师是日本遗孤，中国把她培养成有作为的人才，我们日本人感恩不尽。报答中国人的养育之恩，也是我们日本人的责任。第二，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几千年以前就是好朋友。有一个古老的说法是中国一部分北方人和中国一部分南方人来到日本繁衍生息，才诞生了一个日本民族。第三，对我来说，中国人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和一家人一样。在日本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中国的沙漠化问题的受害者也是农民。所以我有兴趣和中国的农民一起治理沙化问题。”

　　20多年来，乌云先后回日本11次，9次为办公事。她应日本10多个县邀请，先后作演讲报告100多次。演讲的内容有两方面：一是讲自己与父母生离死别时的惨景，以此教育日本国民和下一代，不要战争，要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子子孙孙世代友好；二是对曾前来中国治沙造林的志愿者深表感激，并介绍治沙造林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吸引日本友人来到中国开展投资捐赠和参加沙漠植林活动。

　　乌云常说：“中国甘露哺育我，我为中国争光辉。”

　　日本政府在1945年8月15日战败后残忍地抛弃了它的国民，致使众多残留妇女和残留孤儿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这一人群的生成，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多年奉行移民侵略政策、组织所谓“满蒙开拓团”所导致的后果。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劫得中国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大连到长春）的权益，时在清末，满洲成为日本最想吞下的一块肥肉。当时任台湾总督的后藤新平，被日本内阁特任为满铁首任总裁。他望着中国东北——满洲的富饶大地，野心勃勃地呼吁日本“向满蒙大量移民”。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向中国北大营守军发动蓄谋日久的突然袭击，东北大好河山沦陷在日本的铁蹄践踏之下。1932年由500名日本“在乡军人”组成的移民团，由哈尔滨顺松花江而下，在佳木斯下船，荷枪实弹地向黑龙江桦南县永丰镇开去，在那里强占中国农民的田地，建立起日本移民村。日本的强买强占，刺刀开路，引起中国农民的暴动，关东军便派出大部队，加以镇压。日本人称这是“武装移民”，是他们开拓的第一步。初期，日本进行了五次移民。虽不断遭到中国农民的种种抵抗，日本仍不断向抗日联军极为活跃的东满移进。

　　1936年日本广田内阁将满洲的移民开拓列为十大“国策”之一，伪满殖民当局同时也把移民开拓列为三大“国策”之一（产业开发、移民开拓、振兴北边）。日本当局提出一个庞大的野心勃勃的移民开拓计划，即从1937年开始的20年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农户、500万农民人口。这意味着日本每年向中国东北移民5万户、25万农民人口。

　　为顺利执行这一计划，日本内阁、关东军特务部和满洲殖民当局作出逐年的详细计划，严格推行。“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劳力、农产紧张，作为“国策”，日本也没改变这一计划。可以说，日本的这个移民计划，是极富侵略性和野蛮残暴性的。

　　日本的移民开拓计划，直接触及中国东北农民的利益和生存，它的野蛮残暴性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表现。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对中国农民和日本农民都是一样的。日本农民大量移居到中国东北，首先是劫夺中国农民的土地。对中国农民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日本殖民者在经历最初阶段移民之后，1937年展开大规模掠夺土地的活动，广泛调查登录，包括中国农民的熟地和未垦地。日本计划将中国农民30万户，逐步从他们世袭的土地上逐出，赶到“零细农地”和未垦地。1939—1941年3年间逐出中国农户3万之多。日本还设想，1942年始每年逐1万户，18年间逐出18万户。这显然是为日本开拓移民腾地方。据1943年伪满当局的统计，1942年被搬迁赶出的中国农民有17060户，计划征用土地64万公顷。日本殖民当局收买中国农民的田地，几十元上百元一亩的田地，日本当局仅给一元，等于是无价掠夺。

　　1945年8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败局已定，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制造的傀儡“国家”的所谓“满洲国”及其主子迅速垮台。日本开拓团的村落，多安排在黑龙江一带，首先遭到毁灭性打击。日本开拓移民计划，原本是日本的“国策”，现在惩罚却落在开拓移民的头上。几十万日本开拓移民，离开开拓村，蜂拥回国之路，其困苦可想而知。在走投无路之际，年幼的、生病的孩子或被遗弃、或被送给中国人。正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自己生活都十分困顿的情况下，出于怜悯，出于最质朴的人道精神，做出了收养敌国孩子的决定，并尽心竭力养育他们。没有善良的中国人民，就没有残留孤儿的今天。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