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图为人民网驻美国记者唐勇与田晓菲教授 |
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结识了哈佛大学的田晓菲女士。这位14岁入北大的中国才女如今又在大洋彼岸创造了奇迹:年仅35岁的她,前不久刚刚被哈佛东亚系破格提拔为正教授,成为该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既是女性又是少数族裔,田晓菲在评定职称的道路上是否遇到过比其他人更多的障碍?她在职称问题上是否遭遇过国内常见的人情世故的困扰?哈佛大学到底是如何招聘教授的?又是如何评定教授的职称的?作为美国最高学府的哈佛,其评定教授职称的一系列做法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人才选拔体制可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对田晓菲进行了独家采访。
从康奈尔到哈佛自降一级
记者:我知道,2000年您接受了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聘请,到东亚系担任讲师。但是在此之前您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助理教授了,为什么要自降一级,到哈佛来做讲师呢?
田晓菲:讲师这一职位在哈佛大学不属于所谓的“阶梯职位系统”,也就是说,虽然有可能升为高级讲师(终身职务),但是不属于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系统。所以我这样做的确是自降一级。原因有三。
首先是家庭原因。我先生是哈佛教授,我们当时两地分居,我在康奈尔,他在哈佛,对两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当时哈佛东亚系聘请我做的工作别具一格,是用中文教授中国文学专业课,而不是教语言课。这一教职的设立,在当时和现在的美国大学各东亚系都相当独特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因为美国大学东亚系的文学教授都用英语教书,不像在法语系、德语系那样,可以直接用法语、德语授课。专门设立用中文教授文学课程的职位,是为了把汉语变得更加国际化,向印欧语系研究领域的做法靠拢。这是哈佛很有开拓性的创举。
第三,哈佛的中国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和活跃的学术环境,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很有助益。
当时,由于教授名额限制问题,哈佛东亚系不能以助理教授的名义聘请我。但基于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我还是毅然放弃了在康奈尔大学的助理教授头衔。当时我的想法是,名分和一个人的事业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来哈佛可以有利于我们夫妇专心做学问,那么在头衔上暂时吃些亏也是值得的。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夫妇一直两地分居,那么这五六年来,我恐怕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写出5本中、英文著作。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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