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各国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不乏惨痛的教训。本期国际周刊就国际背景下的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剖析，并介绍了有关四国在缓解社会贫富差距、大力保护环境、建设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网络以及维持社会道德底线等方面的有益经验。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面向２０２０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所作的努力将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个内涵丰富的发展观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科学的方法有赖于以往的经验和事实，而不是基于抽象的理论和推断。同样，实现科学发展的道路，也需要在真实的结果和效用的基础上来对政策、措施和趋势进行评估。其次，科学发展观综合了社会各层面深刻的认识，将一个行业、一个地区或一个群体内的行为对外界所产生的影响与其受到来自经济社会体系中其他因素乃至其他国家行为的影响结合起来。第三，科学发展观是一个长远的观点，它考虑到长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确保在实施中经常进行监控和再评估，并抵御来自短期效益的诱惑，因为这些短视的眼前利益是以一个国家健康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
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上述三个特征：
基于经验和事实。实施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全面可信的数据。国际上很多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经历和教训已经告诉我们：一些不好的做法，如为了取悦数据的使用者而对统计数据弄虚作假，或在数据收集分析方法中的疏忽，将会直接削弱政府制定正确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能力。并非巧合的是，中国正在为改善统计工作而进行着各种努力，其中包括建立新的数据库，采用新的调查，以及新的统计方法和分析技巧，这些将有助于把客观事实与主观愿望区别开来。因此各级政府需要将这项必要的工作进行优先考虑。
统筹考虑相互关系。近年来，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步伐与经济发展进步之间的不平衡日益凸显，对国家提出了巨大的考验。由于被认为是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途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然而，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因过分依赖市场调节作用而产生的危险。当中国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即建立有效统一的全国性生产要素市场——特别重要的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成为可能的时候，如果我们放任市场力量继续推动某一局部地区、某一行业或某一群体的快速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对落后地区、劣势行业和弱势群体产生负面作用，并在经济上产生不确定的影响。科学发展观客观看待当前市场发展的真实情况，在制定政策时既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巨大作用，也能动性地规划政策以应对这些政策本身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是近年来在国际上非常时髦的一个短语。像其他流行语一样，人们对这个短语本身含义的理解并不如对它的应用那么广泛。这个短语非常恰当地抓住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过度使用重要资源（如能源、水、土地）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通过把过多的资源引入物质资本的生产而降低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存量，同时又无法为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事业提供足够资金的经济发展，是另一种类型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科学发展观通过把目光从短期经济发展转向长期效应，将能够也必定可以避免产生这些危险。
中国从过去２７年对外开放中的获益之一，就是学到了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失败教训。这些经验都不能盲目地直接应用于中国，但是它们都提供了实用的信息。在一体化的欧洲市场中发展的西班牙，长期注重经济增长与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相统一的瑞典，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经历沉浮的阿根廷，以及结合了强大政府管理和高度市场竞争并在独特轨迹上发展的新加坡，都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借鉴。考察、评估、调整并不断前进，科学地获取新知识的方法，才是中国在新时期一边吸取国际经验，一边构建其自身科学发展观的正确途径。
（作者为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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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爬出“陷阱”求公平——驻阿根廷记者 范剑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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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配文：阿根廷经济危机期间已经无钱可存的老妇人：“我来银行存点东西……” （注：按西方老百姓的传统说法，家里的钱是“藏在床垫底下的”。）作者：阿娜·冯·里布尔 |
曾几何时
风光无限 “优等生”深陷“拉美陷阱”
２００４年中，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在访问中国前夕，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在访谈中的一句话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不光要追求发展，更要追求社会公平。”基什内尔的话，可以被看作是阿根廷对自身发展过程中惨痛历史教训的一个反思。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阿根廷，是“拉美陷阱”的典型样本：经济增长的同时分配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矛盾又反过来打断经济发展，最后的结果，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同时爆发。
１９９０年开始，阿根廷实施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改革，核心是对外开放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一过程中，由于有大量的外资涌入，私人投资活跃，国内消费积极，阿根廷经济以年均高于５％的速度发展。到１９９９年，阿根廷人均ＧＤＰ达到９０００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１．２万美元。阿根廷一时被誉为拉美的“优等生”。
但与此同时，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８年，阿根廷总人口中的贫困人口从１７％上升到２７％，基尼系数从０．４３６上升至０．４６７。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贫困人口却大幅上升，这是一个比较荒谬的现象。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开放导致外国制造业产品涌入尚未发育成熟的国内市场，很多竞争力低下的阿根廷民族制造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破产倒闭，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结果也导致企业大量裁员、工人大量下岗。很多家庭在其主要劳动力失业以后，就陷入了贫困的境地，难以爬出贫穷的泥沼。
根据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的一项研究，从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２年的１０年中，阿根廷最富裕的１０％的人口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总额从３４．１％上升到４０．３％，最贫困的１０％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财富总额则从１．８％下降到１．０％。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两极分化问题倒还比较容易被总体的乐观情绪所掩盖；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够永远一帆风顺，一旦经济增长形势出现小的波折，累积起来的社会矛盾就很可能以“井喷”的形式集中爆发。
迷恋增长
于事无补 “仇富潮”激活动荡魔咒
２００２年，阿根廷遭遇了经济危机，中产以下家庭受到沉重打击，基尼系数上升到０．５５１，社会矛盾也迅速激化。当年，全国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无以计数，最多的一天全国大大小小的示威总数达到５０００次。整个社会秩序失控，生产和生活都遭到了重大的破坏。
在经济危机发生时，社会上层的抵御能力强，部分人还利用危机进行逆向投资，实现了财富的快速增值。但是，富裕阶层虽然在财富上受的损失不大，却受到了普通百姓“仇富浪潮”和刑事犯罪猛增的威胁。以阿根廷最富裕的马克里家族为例，其子女先后被绑架３次，总共交付赎金近６００万美元。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富人的幸福感也大打折扣。
经济学家们对世界各国的基尼系数作过许多分析，结论基本一致：高度发达国家和极端落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很低，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比较高，社会矛盾也最突出。目前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ＧＤＰ在３０００美元到７０００美元之间。其中智利、墨西哥等个别国家，人均ＧＤＰ超过７０００美元，已经进入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跨越的起点。但与此同时，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却达到了０．４３７到０．５９３（巴西）之间的较高水平，是贫富差距很大、社会矛盾相当激烈的一个地区。
一方面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较高的人均收入，一方面是很高的基尼系数存在，拉美正处于一个“发展与分配”矛盾非常激烈的阶段。
“发展与分配”的矛盾是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的矛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解决这个矛盾难度更大。亨廷顿在《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就着重以拉美为样本，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秩序问题。从拉美的经验看，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大概是人均ＧＤＰ
３０００美元左右），教育开始普及，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社会就进入一个容易动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下阶层对社会公平、福利保障的诉求明显上升，但国家还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建设一个北欧式的福利型社会；中上阶层对效率优先、确保产权的呼声也很高，但国家又不得不加强再次分配、三次分配来保障社会的稳定。
扶助穷人
竭力均富 发展观转向社会公平
基什内尔总统所提到的“我们不光要追求发展，更要追求社会公平”一话，表明了本届阿根廷政府在缓解“发展与分配”矛盾上的政策取向。从他执政３年的情况看，左翼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２００３年基什内尔执政以来，在增加就业机会、援助贫困人口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为了创造就业机会，政府把大量的财政收入投入到公共工程建设上。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兴建“人民住宅”，由政府出资兴建廉价的小户型住房，而且在建设过程中提出硬性要求，必须雇用一定比例的失业者。为了援助贫困人口，政府推出最低保障计划，向失业家庭提供补贴。
这些政策，使阿根廷财富集中化的趋势出现逆转。到２００５年上半年，阿根廷最富裕的１０％人口所占有的财富由３年前的４０．３％下降到３７．８％，最贫困的１０％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由１．０％上升到１．２％，基尼系数回落到０．４６６。尤其是绝对贫困人口明显减少，除个别地区的特殊情况外，基本不存在营养不足的问题。
但是，大量的公共工程建设、政府直接控制物价等做法，也引来了许多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者的批评，担心这些做法可能伤害经济发展。阿根廷的做法，还只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可以说，拉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解决“发展与分配”这对矛盾的有效办法。从过去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到今天的“左转”之势，拉美还只是在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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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构筑全民价值体系
新加坡 道德建设不放松——驻印尼记者 管克江 |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谈到东西方文化时曾指出，即使在现代化的压力之下，东方文化中基本的价值观也必须保留：例如，我们仍然应当强调照顾和教育子女的责任，教导子女孝顺，对家人和朋友忠诚，节俭谦虚，以努力向学、勤奋工作的精神成为“士大夫”，长大后更要成为君子。新加坡独立４０多年，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崛起为令人钦佩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接受英语文化却传承了中华文明的传统，究其根源，坚持不懈推行公民道德教育可谓功不可没。
新加坡国会通过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辅助，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勇敢宽容”作为新加坡国民共同价值观念体系的基础。这些价值观和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有着紧密联系。新加坡立国之初，国民中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他们信仰的宗教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在这样复杂的种族宗教背景下，新加坡着力培养国民对“我是新加坡人”的认同感，强调国家至上、种族和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新加坡的道德教育目标是培养做好公民、建立和谐社会。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新加坡不断融入国际社会，新加坡德育目标又转向重振传统文化、弘扬东方美德、抗拒西方颓废思想的侵蚀。
新加坡坚持倡导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东方价值观，对传统的“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赋予了现代意义：所谓“忠”，就是爱国，忠于国家，旨在把国民培养成为具有强烈凝聚力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孝”就是要孝敬父母、尊老敬贤；“仁”与“爱”则是主张国民要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要关心他人；“礼”和“义”，是要讲究礼貌和礼节，对外国人不要卑躬屈膝，对同胞应一视同仁；“廉”指为官的德行，要求新加坡的官员树立为国、为民众服务的思想，并且在一整套严密的反腐化制度监督下、在“自律”与“他律”的共同约束下，廉洁奉公；“耻”就是指人们的羞耻之心，号召国民堂堂正正做人，为社会进步、富国强民做贡献。
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并非简单说教。一方面，道德教育从小抓起，注重实践。政府颁布了详细的思想政治教育大纲，从小学到大学，课程循序渐进。不同年级的具体要求各不相同：低年级偏重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而高年级则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学校经常组织各类课外实践活动，如要求学生自己动手打扫卫生，清洗厕所。新加坡政府还经常在社会上举办“忠诚周”、“礼貌周”等活动，培养和强化公民与人为善、互助友爱的良好品德。
另一方面，新加坡出台了完备严峻的法律法规，强制人们遵守必要的道德规范。比如一旦被发现乱丢垃圾，违者除了要课以２０至１０００新元（１新元约合０．５６美元）的罚款外，还可能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黄马甲，参加扫大街的强制劳动。随地吐痰、乱丢垃圾、擅闯红灯，对某一个个人来讲，可能不算什么大事。但假如人人不守规矩，按自我意志行事，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新加坡政府认为，这些“小事”关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一旦道德体系崩溃，其他就无从谈起，经济的发展也就偏离了本义。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构筑文明的和谐社会，实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须臾不能放松社会道德的净化，不能离开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
涵盖医疗、教育、失业和养老等民生领域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网络，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曾经被讥为“欧洲的发展中国家”的西班牙，在其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李女士是旅居西班牙的一位华侨，在马德里经营一家中餐馆。虽然餐馆不大，只有八九张桌子，但她对维持家庭的生计似乎并没有太多后顾之忧：“在这里，生活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在西班牙，一张覆盖全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保障网，已经彻底解除了像她这样的普通民众在看病、养老、子女上学等问题上的担忧。
西班牙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部分组成。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则是由个人、企业主和政府共同承担的。不管是打工者，还是老板，从参加工作之日起，就要申领一个社会保障卡，每月缴纳一定份额的社会保障金。社会保障金分不同档次，个人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但不得低于规定的最低线。有了社保卡，就可以享受社会保障体系规定的免费医疗、失业保险、养老等社会福利，而且一人参保，全家受益，妻子、孩子都可享受免费医疗和其他的社会福利。
子女教育是人们关注的另一个大问题，也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西班牙３年幼儿教育和小学到中学的１０年基础教育，均为免费教育。学士期教育（相当于中国的高中）和大学教育，低收入家庭学生可申请国家助学金等教育补助。
看病、养老、子女上学，这些是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摆脱不了的事儿，有社会保障给“兜”着，人们就不必整天劳神费心，李女士当然就少了生活压力的烦扰。
在西班牙，公民享受社会保障、接受教育的权利，都有法律做依据和保证。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西班牙宪法第４１条规定，国家举办面向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公共体系，确保公民享有充分的医疗和其他社会福利。１９００年制定的《意外劳动事故法》是西班牙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此后西班牙还陆续出台了一些类似的单项社保法规。１９６３年制定的《社会基本保障法》是西班牙第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法，在此基础上，１９６６年又出台了《社会保障总法》。此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对该法进行了多次修订和完善。
在教育方面，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今年５月，西班牙开始实施新教育法，提出了“为全体公民提供高质量教育”的目标。多年来，西班牙对教育的投入一直保持增长，其２００５年的教育经费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１０．３８％，２００６年又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１０％。２００６年公共部门对教育的投入为３８５亿欧元（１欧元约等于１．２８５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４．３％。
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实现人人享有高质量教育的目标，确保必要的投入十分重要。西班牙政府把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作为政府支出的优先领域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西班牙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每年都有增长。在２００６年政府预算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为１３５３亿欧元，占政府年度预算的５０．２％，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８％。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它为中低收入者开辟了享受社会财富的渠道，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和谐与稳定。西班牙法律规定，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对低收入者，对偏远农村地区的公民，更是强调“一个都不能少”。例如，在教育方面，为保证居住地分散或偏远的农村公民的子女上学，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交通和食宿。
为保证低收入家庭子女不会因为经济原因而上不起学，国家不断扩大和提高助学金的数量和金额。特别是最近两年，更是加大了投入力度。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国家用于助学金以及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习补助的费用，２００５年比２００４年增长了１０．３８％，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６年又比上年增长１０％。同时，西班牙政府还降低了申请助学金的门槛，简化了申请手续，以扩大领取助学金的人数。２００６年领取助学金的学生数量增加了４％，对基础免费教育阶段就学的低收入家庭子女的书本补助，由７２万份增加到８２．５万份，领取书本补助的学生占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１９．５％。这些措施确保了法律关于人人都享有接受高质量教育条款的落实。
免费医疗、养老、教育为西班牙社会保障政策的三大支柱。西班牙政府十分重视做好社会保障工作。萨帕特罗首相把实现好社会政策作为他执政的五大中心任务之一，强调做好社会保障工作是政府的职责，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公正、和谐与稳定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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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向石油说“不”
勇当环保先锋
瑞典 “慢性子”急探新路——驻瑞典记者 雷 达 |
自从美国在１８５９年打出世界上第一口油井以来，人们对这种被称为“黑色黄金”的液体可以说是又爱又恨：把过去的１００多年称为“石油时代”似乎并不过分，因为人类的衣食住行，已经越来越依赖于石油；但石油也像传说中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在破坏着环境，其造成的污染正在使全球变暖、让海平面升高……
在具有天使和魔鬼双重面容的石油面前，人类可说是进退维谷，欲罢不能。今年，在世界“绿色联盟”中名列榜首的瑞典终于成为第一个向石油说“不”的国家。瑞典可持续发展部部长莫娜·萨赫林在早些时候宣布，该国将在２０２０年时彻底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这份雄心勃勃的计划一经提出，便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们纷纷猜测：如果１５年后不再使用石油，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一向做事循规蹈矩的瑞典人，为何敢提出如此大胆的计划？在“发展”和“环境”这看似矛盾的二者之间，瑞典究竟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放弃石油的“路线图”
用树木枝杈、锯末屑、秸秆等这些植物的“边角余料”为交通工具提供动力，燃烧垃圾以解决冬季供暖问题，用可再生原料替代其他石化产品，这就是瑞典决定放弃石油的“路线图”。
瑞典地广人稀，绝大多数土地被森林和绿地所覆盖，除一部分用于生产和生活外，还会留下存量巨大的树木枝杈、锯末屑、秸秆等废料。瑞典人希望变废为宝，把这些植物纤维经微生物发酵后，加工成燃料乙醇，也就是俗称的酒精，１５年后，这种生物酒精将会是瑞典汽车、轮船甚至飞机的主要燃料。与传统的汽油或柴油相比，纯生物酒精燃料有两大优点：一是这种燃料的生产、运输和燃烧后的排放，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二是相对于储量有限的石油，生物酒精的原料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另外，瑞典至今仍有很多家庭在使用燃油供暖，为解决这一问题，该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广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的余热进行供暖的方法。目前，瑞典年垃圾总量的一半约１７０万吨采用焚烧法处理，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热量正被瑞典人充分利用。在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就有１／２左右的暖气供应来自垃圾焚烧产生的余热。与此同时，政府还对垃圾焚烧提出了很高的环保要求，各焚烧厂都装备有先进的烟气清洁设备，这样既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也节约了大量的能源。
在其他石化产品替代方面，瑞典人也在摸索着一套办法。例如使用聚乳酸生物技术生产的餐盒、布料、医用一次性输液用具等已被较为广泛地使用，这类产品不仅性能优于传统石化技术生产的塑料等，而且由于可以通过微生物降解，还有利于保护环境。
“慢性子”说出“只争朝夕”
瑞典人做事大多一板一眼，连同处北欧的芬兰人都会说他们是“慢性子”。但在放弃石油这一问题上，瑞典却只给自己留出了１５年的时间，这是否有些操之过急？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伯格斯特兰教授却告诉记者，在解决石油问题上，瑞典人要“只争朝夕”。
他对记者说，国际原油市场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脆弱，包括气候变化、战争危机等都会引发油价的大幅变化。而价格只是石油问题的表象，真正的危机是过去２０多年来，石油的需求增加了２０倍，但产能几乎已到极限，而人类找到石油的替代能源，却至少需要２０—２５年。伯格斯特兰这样描述１５年后的景象：２０２０年，石油会像沙漠中的水一样成为奢侈品，到那时，谁能率先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谁就会占得发展的先机。
瑞典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也十分坚决。瑞典首相佩尔松表示，政府将在近期宣布更多的减税和财政补贴计划以鼓励民间开发替代能源。此外，还将大力发展水力、风力发电等，争取在２０２０年前实现既定目标。而负责宣布这一计划的可持续发展部部长萨赫林更是坚信瑞典一定能获得成功，她还向质疑者反问：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石油资源即将枯竭的今天，我们除此以外，还能有怎样的选择呢？
瑞典政府之所以如此“底气十足”也是有理由的。据欧盟统计，瑞典消耗能源的２３％来自可再生能源，这几乎是欧盟平均水平的４倍。据统计，瑞典在１９７０年时，还有７７％的能源来自石油，但现在这个数字却只有３２％。此外，瑞典人均占有的可再生生物资源数量居世界前列，生物技术水平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最为关键的是，素有环保主义传统的瑞典人普遍支持这一计划，这更加增强了政府的信心。
发展与环境“相煎何急”
尽管瑞典在放弃石油问题上勇敢地担当起了开路先锋的重任，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在１５年内完全弃用石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议员海斯特德的一席话却道出了瑞典人的良苦用心：今天我们选择环境保护主义，就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发展。
他向记者表示，在能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甚至每一个人都面临这样的选择——是要得到眼前的蝇头小利，还是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答案无疑是后者。海斯特德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环境好比一个人的能量，而发展是一个长跑的过程，如果出发时就用尽全力冲刺，暂时似乎是领先了，但总有一天会精疲力竭，再也没有能力跑下去了。所以环境并不是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二者本该就是一个统一体。
海斯特德最后向记者说，人们不能被动地等待石油资源枯竭的那一天，而应现在就做好精神和技术上的准备。希望１５年后的瑞典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典范，更希望以此为借鉴，世界各国都能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稿件来源：人民日报2006年5月26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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