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很多德国医生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

　　环球时报驻德国、法国、英国特约记者　柴野　青木　唐惠颖　寇维维　环球时报驻英国特派记者　施晓慧


　　“一个希望得到养老金的人，一般不会好斗，而且易于管理”―――这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一句名言。当时，德国的煤矿工人生活悲惨，为帮助遇难或贫困的伙伴，他们自发设立了“公基金”。为瓦解工人运动，俾斯麦宣布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此后，福利制度成为欧洲国家社会制度的一块基石，成为欧洲走向繁荣与稳定的基础。然而，100多年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痛心地说：“我们的国家怎么了？经济活力受损、社会僵化、难以置信的精神抑郁。这是危机的关键词。”

　　■德国：有人要求政府给自己买结婚戒指

　　欧洲的社会福利水平普遍较高，德国更是以高福利闻名。为此，本报记者特意到柏林社会保障局采访。该局的一位官员说，现在德国享受社会救济的人有290万，150万个家庭。救济金每月为345欧元（德国东部是331欧元，1欧元约合9.7元人民币），政府还负责支付被救济对象的住房租金。这位官员给记者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一名叫汉斯的德国公民，现年56岁，由于长期失业成为社会救济对象。他一家5口人，男主人每月的救济金是345欧元，夫人能得到289欧元，3个孩子每人各补助207欧元。这样他一家每月可从社会保障局领到1255欧元的现金作为生活费。他家750欧元的房租和医疗健康保险均由政府支付。如果加在一起这个家庭每月的实际收入超过2000欧元。目前，德国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2800欧元，实际收入并不比领取社会救济的人多多少。况且，每年换季时，领取救济金的人还能再得到几百欧元的服装补贴。如果生活上仍有困难，可以申请额外资助。记者在社会保障局的黑板上看到一些人申请实物的项目：结婚戒指51欧元，洗衣机306欧元，厨房用品161欧元，煤气灶397欧元等。大多数家庭在拿到现金救济后还会再申请实物救济。

　　对于高福利带来的社会问题，基层官员感受最深。一位官员对记者说，柏林市政府有一个由40多人组成的监督机构，他们每人负责1500个家庭，对救济申请者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实地考察。这位官员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他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时采取明察暗访和突然袭击的手段。申请人有义务接受任何形式的检查，要打开所有房间和衣柜。一个年轻人入冬前申请购买棉衣，调查人员家访时发现，他衣柜中虽然衣服不多，但家中竟有两台电视、一台高级音响和大量CD盘。调查人员认为，他没有把救济金用在急需的方面，因此不能批准这一申请。仅柏林地区每年就有40％的人的额外申请超出了他们的需要，而被拒绝。

　　德国将高福利视为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但其负面影响现在越来越明显。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养活了一批懒人。不少享受救济的德国人没有丧失工作能力，而是不愿意工作。由于德国社会保障的层次比较高，涉及领域广泛，从出生到死亡几乎无所不包，而且还有诸如医疗康复、保健、家庭护理、教育补贴等层次更高的补助，因此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要求”。德国民间有种说法，翻译成中文也很押韵：社会福利大家拿，不拿白不拿，拿了就白拿，白拿谁不拿。

　　从德国社会舆论来看，普通公民对领取社会救济的人除了同情以外，更多的是蔑视。当然他们蔑视的是那些有一定工作能力但待在家里不劳而获的人。每每谈到德国经济不景气时，人们都会提到，优厚的社会福利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阻碍了经济发展。领取社会救济的人也感到自卑，记者在柏林社会保障局看到，排队等候申请社会救济的人大多都低着头，不愿与别人交谈。一位办完申请手续的德国人谈到官员们提出的苛刻问题时，愤恨地对记者说：“这简直是在损害人的尊严！”其实，德国人的这种心态缘于国民经济承受的巨大压力。目前，德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增加。政府负担过重导致国家投资行为减少，经济的低增长反过来又影响了国家收入与公众收入，从而使德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难以走出的怪圈。德国政府终于认识到，社会福利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从2005年起，德国政府将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济金合并称为失业金，社会救济金尽可能只发给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而目前德国18岁至65岁之间丧失劳动能力者仅有20万人，其他原来领取社会救济的人员被归入失业行列，领取失业救济。失业者必须接受劳工局介绍的工作，否则每月减少100欧元的失业金。

　　德国政府对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2005年年初，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走上街头，抗议这项改革“对社会弱势群体过于强硬和无情”。因此有人说，德国老百姓才是福利制度改革的最大阻碍。

　　■法国：高福利让很多行业逐渐消失

　　在法国，高福利不仅影响到了该国的产业结构，还影响了法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些长期失业的人可以到社会家庭辅助中心申请最低收入，单身的人每月最低生活补助金为405欧元，两个人为每月608欧元。对于那些短期失业或处于转换工作时期的人来说，第一年能拿到相当于原工资90％的生活补助，第二年是80％，从第三年起才开始拿集体补助。也就是说，如果你原来的工资高，失业后的前两年肯定衣食无忧。对于雇主来讲，可就没那么轻松了。因为即使雇一个没学历、没技术的普通劳动者，雇主也要拿出1200多欧元的最低月工资，此外，他还要为雇员交纳失业基金、退休基金、养老基金、社会疾病保险等各种费用。都算下来，雇主实际为员工支付的费用最少也要1800多欧元。这样一来，在法国出现了一种现象―――“劳动密集型商品”价格昂贵，如房子和人工服务等。那种“技术密集型商品”反而不是很贵，如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产品等。这种消费特点对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影响很深。如法国人不爱修东西，过了保修期的东西如果坏了就直接扔，因为买新的比修旧的合算。这使法国维修业日渐衰落。另外，雇用人的法国人也越来越少了。听说10多年以前，女佣在法国还相当普遍，但现在，中产阶级一般都雇不起女佣了。

　　高福利改变法国人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法国的方方面面。汽车业、采矿业、服务业等能大量制造就业机会的产业一方面纷纷裁员，另一方面加大了在职人员的工作强度。工作者应对就业压力和工作压力的同时，工作的积极性还可能受到打击，因为很多人可以不劳而获。这使得法国劳资矛盾十分突出，罢工、游行比较普遍，这在降低法国运转效率的同时还恶化了法国的投资环境。而它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法国中小企业雇用的黑工（非法打工者）越来越多。法国维持高福利就必须维持高税收，2005年，美国财经双周刊《福布斯》发表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法国是税负最重的国家，税收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重税不仅阻碍了外资进入，就连法国企业和资本也纷纷转向其他国家。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法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税收减少而支出却在增加。以往令法国人骄傲的高福利制度现在正成为制约法国发展的“阻力”，但如果有人敢改变这种制度，很多法国人马上会群起而攻之。

　　■英国：改革走在前面，但走得并不远

　　对于法国因福利问题而引发的社会动荡，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代表了英国人的主流观点，即《法国应该改革，或者继续生活在恐惧中》。英国媒体称，法国一些年轻人在国内找不到工作，却能在美英等国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他们对美英等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政策兴奋不已，但却反对在自己的国家实行灵活政策。英国媒体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些“说教”意味。这是因为，同样实行高福利政策的英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生产效率低下、失业率高、工会动辄大规模罢工等“英国病”。1981年，英国的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城市还接连发生了暴力冲突。当时的撒切尔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张更多利用市场经济手段来促进经济的“自然回升”。因此，英国当初的高福利制度变成了现在的“主动福利”制度。就失业问题而言，政府把救济减少到“最低社会标准”，加大对创造平等机会和培训就业技能的投入，促进就业。这使得英国经济保持了10多年的持续增长，英国人说邻国的底气也越来越足。尽管如此，目前，英国仍有2700万人称生活缺乏足够的补贴，而英国总人口才6000多万。几乎每个月，在英国各地都有不同规模抗议政府削减养老金的活动。有专家表示，英国人应该自省，“不要总是获取，获取，获取，应该想一想奉献”。但不少英国人尤其是英国老人并不这么想。所以，欧洲很多国家的人都认为，英国人看别国的态度实际上是“五十步笑百步”。

　　■欧洲大国将走向何方

　　受高福利困扰的除了德法英还有西班牙、意大利等“老欧洲”国家。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制度是欧洲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是国家的骄傲、人民的自豪。但随着全球化的冲击和欧盟一体化的深入，高福利国家必然要调整政策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否则，“城堡将从内部被攻破”。而欧洲国家福利改革的方向就是使欧盟成员国的福利水平趋近，趋于合理化。近年来，欧盟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国在朝着这个方向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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