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主与华建交的以色列前外长萨尔特 袭埃及。

　　1950年1月9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第101天。这一天，周恩来总理接到了一封特殊的祝贺电报，电报的落款是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萨尔特，他在电报中说：“我荣幸地通知阁下，以色列政府已决定承认贵国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我高兴地借此机会对阁下表示我国政府对中华民族繁荣的真诚希望和我本人对阁下的最好祝愿。”在美英等国千方百计扼杀新中国的年代，由美国一手扶植的以色列却向新中国伸出了橄榄枝，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以色列外交官频频出入我驻外使馆

　　1948年以色列成立后，中国是世界各大国中唯一没有正式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以色列建国初期，长期由左翼工党执政，政治立场曾一度倾向苏联，以至于美国人以为自己培养了一个亲共政府。加上新中国与以色列没有利益冲突，而且历史上中国对犹太人十分友好。在这一大背景下，以色列政府急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接到萨尔特电报一周之后，中国政府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复电萨尔特，对以色列承认新中国表示感谢。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让以色列政府极为兴奋，他们随即开始与新中国进行外交接触。根据目前解密的档案，从1950年起，以色列先后通过其驻瑞典、匈牙利、瑞士、丹麦等国外交机构，与我各驻外使馆进行了密切接触，迫切希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任中国驻瑞典大使的耿飚将军在回忆录中曾经提起以色列公使来使馆拜会之事。这位公使一见面便问耿飚：“您与贵国名将林彪将军是不是兄弟？”搞得耿飚一头雾水。几经寒暄，才弄明白，原来西方人的姓在名之后，“林彪”和“耿飚”名字中的后一个字发音相同，以色列公使便以为两人是同姓兄弟，因而有了这么一段逸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处于美国庇护下的以色列在对华建交问题上顿时陷入了尴尬的处境。于是，以色列外交部又向与中国方面接触频繁的以色列驻苏联使馆做出指示：“政府原则上已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在远东局势明朗前，暂不要采取行动。”

　　朝鲜停战后，以色列在建交问题上重新活跃起来，而且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在1954年9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国同阿富汗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事宜正在接触中。

　　以色列代表团秘密抵达北京

　　在20世纪50年代，中以进行秘密联系的一条最隐秘的通道，便是双方驻缅甸的外交机构。1953年12月，以色列新任驻缅大使哈克恩抵达仰光。在与哈克恩的秘书科恩进行接触后，中国驻缅大使姚仲明将军致电外交部：以色列政府曾特别指示哈克恩与中国驻缅机构保持“最友好最诚挚”的关系，并表示愿意研究以色列与中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可能性。随后，以色列方面又正式向我驻缅使馆提出要求：希望派遣“贸易代表团”到北京进行访问。

　　与此同时，我驻芬兰代办处也向国内汇报：以色列政府希望在正式建交之前进行贸易谈判，并暗示“以色列可派代表团赴华”。1954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建议同意以色列贸易代表团来华。

　　11月17日，以色列驻缅甸使馆向中国方面表示：“贸易代表团”将于两个月内

　　到达北京。但对于代表团的具体组成，以色列方面只说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缅大使哈克恩亲自率领，但随行团员中还有两位成员“尚未确定”。又过了三个多星期，以色列方面终于亮出了底牌：这两名成员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列文和总理办公厅副主任哈利斯。

　　1955年1月27日，以色列代表团离开缅甸前往中国。原定随团访华的以色列总理办公厅副主任哈利斯因故没有随团抵达，但哈克恩和列文随团而来。代表团启程之前，以色列总理曾亲自授权列文和哈克恩，“可同中国政府商谈经贸以外的问题，包括建交问题”，以色列方面还向中国方面表示，希望周总理能接见代表团。

　　在北京期间，列文和哈克恩拜会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家康。列文和陈家康还单独就两国建交问题进行了会谈。列文表示：以政府希望了解中国政府是否准备建交，如以政府提出建交，中国政府是否会同意？中国拟派大使还是公使？并希望中国将使馆设在耶路撒冷。陈家康表示，建交问题要分两个步骤：先进行非正式接触，谈妥后再正式换文建交。关于使节等级、设馆时间等具体问题，待以后再行商定。列文对此表示同意，并认为双方的共识很重要，向建交前进了一大步。列文建议双方继续保持接触，正式建交待亚非会议后再行考虑决定。除了北京之外，以色列代表团在中国期间还参观访问了天津、沈阳、上海等地，并于2月20日离开中国。

　　以驻苏大使为建交秘密访华

　　以色列代表团秘密访华之后，以色列驻苏联大使阿维达尔又借赴远东访问之机，到中国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周左右的“私人访问”。

　　1956年7月3日下午，阿维达尔夫妇飞抵北京。由于事先没有得到阿维达尔夫妇抵达北京的准确时间，接待人员不知道他们乘坐的航班，因此，阿维达尔夫妇下机后，在机场转了几个圈子，才被接待人员发现。

　　在华访问期间，阿维达尔拜会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副会长乔冠华。阿维达尔在会谈中，多次要求张奚若和乔冠华为他搭桥铺路，与中方高层领导建立联系。在得到了乔冠华等人模棱两可的回答后，这位将军出身的大使索性单刀直入，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能够有机会会见外交部主管近东事务的负责人”。但仍没得到肯定答复。

　　几天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会见了阿维达尔。在会谈中，章汉夫直言相告：“在目前形势下，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句话成了阿维达尔此次秘密访华中，从中方得到的唯一一句明确的答复。新中国在与以色列建交问题上的谨慎也有自己的考虑。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外交重点，一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重点就是包括大批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当时，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埃及总统纳赛尔不惜得罪美国，在国际上为新中国仗义执言，美国人为此一怒之下中断了与埃及政府在阿斯旺大坝项目上的合作。新中国不可能抛弃这样的朋友。

　　1956年10月，以色列与英、法一起发动了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国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中断了与以色列的一切联系。从此，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进入了三十余年的“冷冻期”。直到1992年，两国才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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