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处理国际关系还是邻里关系，调解的时候人越少越好，因为人多嘴杂，心思也杂，各打各的算盘，各拉各的偏手，越调解会越乱。1967年阿以战争之后，美苏两大阵营和不结盟国家在联合国内外处心积虑地调解了3年，方案一个接着一个，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促使阿拉伯人下决心在1973年又联手大打了一场。战后，苏联失去了拉偏手的能力，调解人的角色由美国独自担当，结果是埃及和以色列实现了和平。

　　约旦和巴勒斯坦同以色列关系的突破，也不是在1991年熙熙攘攘的马德里和会的分会场上实现的，而是在没有调解人的情况下通过双方的秘密接触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突破。显然，当事方解决问题的愿望是首要因素，是前提，在此前提下，调解人越少越好，调解环境越简单越好。

　　哈马斯大选意外获胜后，坚持不承认以色列、坚持不放弃武力解决，以色列当然不会同这样的团体打交道。于是，外部势力的介入成为了必要。

　　这一次外部势力的介入既可以说是调解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场向哈马斯发动的政治战，需要人多势众，集体向哈马斯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弦更张。这样的压力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星期还没有结果。

　　尽管哈马斯宣称决不在“国际敲诈”面前屈服，但得不到国际承认、搭不起内阁、发不起公务员的工资、找不到议会的合作伙伴，选举赢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哈马斯不愿意放弃基本纲领，因为放弃了基本纲领就不再是哈马斯了。刚刚结束的哈马斯与阿巴斯的埃及聚会算不得一个成功的聚会，因为哈马斯还是坚持原有立场，只不过一厢情愿地抛出了“专家政府”和“民族团结政府”的方案。

　　哈马斯的做法根本是不现实的。只要它不放弃原有纲领，不管什么方案都躲不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压力，不管什么方案都无法变为现实。

　　哈马斯不是不想变，它已经变了不少，不仅参加了政治进程，而且一年多没有诉诸暴力了。但哈马斯不可能通过和以色列的直接交往达成最低限度的妥协，因为人家不理他。

　　哈马斯需要一个台阶，需要一个不是来自以色列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妥协方案，但谁来搭建这个台阶，谁来提出这个最低限度的妥协方案呢？

　　又是出人意料。俄罗斯的普京总统愿意带头做这个事。他没有同任何国家商量就突然提出邀请哈马斯代表访问莫斯科。国际社会表示惊奇，以色列和美国表示愤怒。但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普京邀请哈马斯的目的是打破僵局，给哈马斯搭建一个走出僵局的台阶。也许有人会觉得普京是在冒风险，是想出风头。出风头是真，风险是没有的。

　　要是哈马斯顺着这个台阶走上去，各方皆大欢喜。要是哈马斯执迷不悟，那也不是普京的错，反正责任尽到了，反正在阿以关系大舞台上的俄罗斯又变成大角色了。

　　哈马斯面临着一个历史机遇，倘若它能够借此机会转变成一般意义上的激进宗教政党，完全同恐怖主义主张和恐怖主义活动脱钩，那倒是一件好事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年02月14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