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尔借重的对象正在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同时又被加以防范和制约的对象

　　●“和谐世界”为中国的新形象和新角色添加了新的注脚，完成了中国在21世纪国际社会的角色定位和形象定位

　　●21世纪的中国，在国际上只能树立“和平、发展、合作”这一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只能扮演“参与、遵守、改造”的积极角色，走和平理性的中间外交路线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和作用发生变化，其角色也会随之改变。因此，树立何种国家形象和怎样树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个国家能否发挥应有作用和实现根本利益的重要条件。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成了全球热门话题，随之而来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机遇论”也不绝于耳。这一切说明，当今中国的国际角色已不同于以往。21世纪的中国，在国际上只能树立“和平、发展、合作”这一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只能扮演“参与、遵守、改造”的积极角色，走和平理性的中间外交路线。

　　■中国国际角色的重大变化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国际角色经历了三个时期的重要变化。

　　一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这是中国基本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的时期。二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是中国初步参与国际体系并被两个超级大国竞相拉拢而逐渐处于战略主动地位的时期。但在美苏争霸的格局中，中国的次要角色地位没有改变。三是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这是中国崛起和广泛参与国际体系并越来越被各类国家视为“合作对象”、“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的时期。

　　随着中国崛起，21世纪初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了三个重大的、也是必然的历史转变。第一，中国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变成一个迅速崛起、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第二，中国由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反对者正在变成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第三，中国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尔借重的对象正在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同时又被加以防范和制约的对象。中国已不可能置身于大国矛盾之外了。这种角色转换意味着中国在外部安全上的压力增大，外交政策的选择余地相对缩小。

　　■新安全观树立中国新形象

　　伴随国际角色的转换，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在不断变化，并对安全与发展的环境和外交政策的成效产生了极大影响。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国际形象具有三重性：一是“不怕鬼、不信邪”，50年代的“联苏抗美”，60年代的“打倒帝修反”，70年代的“联美反苏”，都是其表现。二是“神秘”、“封闭”和“与世隔绝”的形象。三是国外形容的“好斗”甚至“好战”的形象。

　　美国曾诬蔑中国“原子弹在握，仇恨在心”。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推行更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正是80年代中国在国内积极进行改革开放，在国际上大力倡导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努力推广中国的和平形象，才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在冷战后期有了很大改善。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10年，也是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的10年。也正因如此，“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并蔓延。显然，“中国威胁论”有不同的情况，个别国家制造并散布这一谬论，具有险恶的政治用心。但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基于担心和疑虑，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快速发展的压力。所以，除了揭露少数国家的险恶用心以外，有必要更深入地做“释疑解惑”的工作，以中国新角色、新形象及外交上的实际行动继续改善国际环境。90年代中期，中国明确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新角色和树立新形象。

　　■“和谐世界”完成了中国在21世纪的角色和形象定位

　　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进一步加强。有人把2005年称为“中国崛起年”。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主张。这既是中国国内“和谐社会”理论向国际社会的自然延伸，反映了外交与内政的高度统一，更表明中国外交的自信和成熟。这是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等主张后，中国“世界观”的新丰富和新发展，实际上明确了新安全观所要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和谐世界”的主张作为中国外交自信和成熟的突出表现，是一个更理性、更带有大国责任意识的主张，也更加容易为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各国人民所接受。它为中国新形象和新角色添加了新的注脚，完成了21世纪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定位和形象定位。这是改善我国外部安全和发展环境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在新角色、新形象基础上走更加理性的中间路线

　　现阶段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很多，需要综合考虑，统筹兼顾。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方面，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越来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盛行。

　　从国内来看，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迈上了新台阶，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并主动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接轨的开放时代已经到来；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国家正经历新旧体制的转型，“台独”势力还拒不承认一中原则。

　　因此，中国外交必须在各种矛盾中寻找平衡，在利益取舍中探求出路：既要服从、服务于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根本利益，“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同时又必须兼顾全面开放、与国际体系接轨的战略需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既要以本国利益为最高原则，又要兼顾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既要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又要竭力避免被推到国际社会矛盾的焦点位置；既要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又不被现有国际体系捆住手脚而丧失独立自主地位；既要按照一定的国际规则办事，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又要防止被西方国家“分化”、“西化”；既要适应全球化的趋势，广泛开展国际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又要避免在主权和安全上付出过高的代价。也就是说，21世纪中国外交将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中国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在限制中寻找出路，在两难中做出选择，并在多重复杂矛盾中把握好平衡。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只能走更加理性的中间路线，以新形象和新角色获取相对安全利益，追求相对安全目标。▲

　　（作者是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战略研究所教授。）

　　<<环球时报>>　2006年01月05日 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