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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中国要稳定须建“橄榄形”社会

2011年05月04日10:08    来源:新华网     手机看新闻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日发表题为《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文章: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美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它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和贫穷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

  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根源在于一次分配不公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和经济奇迹共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情况,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中国本来是计划经济,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个个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也是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

  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有部分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初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设想,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基本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很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

  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总体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影响着收入分配,加深社会的不公正。很多年里,央企都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达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机制。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

  特权阶层“偷”走社会财富

  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特权阶层主要指的是掌权人物。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掌权人物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发生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利,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中国,这个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发生。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例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国有企业的扩张等)还在强化。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执行无力。原因很简单,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他们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

  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和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权势和财富阶层既“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也“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过,他们也必须承受中产阶级缺失的代价。中国社会缺失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很显然,即使权势和财富阶层也意识到这种稳定的不可靠性。

  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面的博弈会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而这又要求放权社会,还权力和财富予社会。只有当中产阶级成长壮大了,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进程。(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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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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