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续儒家文化香火?—专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博士--国际--人民网

如何延续儒家文化香火?—专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博士

人民网驻美国记者唐勇


	2006年10月13日08:35	【字号大中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人民网驻美国记者唐勇与杜维明博士合影

　　杜维明个人简历：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2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后前往哈佛大学深造。在哈佛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1年至今任教于哈佛大学，1988年起曾一度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被广泛认为是新儒家第三代的领军人物和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

　　前不久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官邸，人民网驻美国记者唐勇独家采访了杜维明教授，就儒家传统在中国的处境以及中国如何延续儒家文化香火、儒家文化对当今世界的意义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记者赶到官邸时，刚好赶上杜教授正在跟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哈佛访问学者切磋儒家文化与当代中国。学者们言辞之犀利，观点之深刻，交锋之激烈，让记者大饱耳福。杜教授则扮演主持人的角色，不时插话。几个小时的讲座听完，记者正要上前跟杜教授打招呼，颇有儒者气质的杜教授赶忙上前跟记者握手：“欢迎你！”杜教授说，像这样的文化沙龙在社长官邸是经常有的。送走这些学者们，杜教授又再次落座，与记者展开了沙龙对话。

杜维明博士提供的照片

杜维明博士提供照片

　　近代中国166年文化断裂的情形非常严重

　　●●记者：几年前有一个国际机构做了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受调查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是韩国，中国内地排在最后一位。作为儒学的母国和发源地，中国的处境为何如此尴尬？

　　●杜维明：这项调查是朱谦先生做的，当时他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下属的传播研究所工作。当时调查的结果是，韩国首都首尔（以前叫汉城）最合乎儒家的核心价值，其次是日本的现代，再次是中国香港和台北，最后是中国上海。我们现在了解到，“韩流”在中国和文化中国地区以及日本广为流传，和韩国深受传统文化乃至儒家文化影响有密切关系。“韩流”所体现的人际关系和价值，比如《大长经》，与传统文化和儒家文化有密切关系。

●●记者：我爱人就深受“韩流”影响，特别喜欢看韩国电视剧。

　　●杜维明：对。在中国这个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为什么儒家文化的影响反而不是很大？这个问题需要从1839年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运动讲起。当时中国一心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跟西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儒家文化的衰落和这个潮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调查结果并不让人惊讶。

　　●●记者：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要打倒孔家店。

　　●杜维明：不仅要打倒孔家店，其实从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有好几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传统。一个是悲愤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又无能为力。再一个就是革命主义传统，还有一个就是反传统的传统，甚至造反有理的传统。这几个传统结合起来，发生了化学变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传统文化的声音的确相对薄弱。如果把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分开来，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中，传统文化的比重并不很大。目前的这个情况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变局，也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但是慢慢地，这种传统现在正在恢复，可能会逐渐回到一种正常的情况。

　　●●记者：现在有人常提文化的断代。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杜维明：文化断代的确很严重，主要表现在五四以来，尤其是现代，影响了很多代人。这种情况非常让人忧虑。举个例子，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老的现代大学，但是京师大学堂时期的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五四以后国民党控制下的北京大学、解放以后的北京大学、文革以后的北京大学都很不一样，这中间不仅北大的校址变了，它的教育理念、理想人格、学术目的都变了，很多学校的档案也流失了。

　　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出现文化断代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个情况和日本、韩国和美国都有很大不同。虽然在二战中吃了原子弹，但日本的学术谱系从来没有中断过。比如，日本儒家学者山崎暗斋，从17世纪开始他所建构的学派便代有人才出，从他开始到现代每代人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出现中断。

　　相比之下，从五四以来，在中国大陆，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中间不受干扰的人几乎很少。在大陆学术界，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中间不间断的这代人，现在才刚刚开始。当然，这代人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并不多，但就是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记者：刚才提到儒家文化在中国出现严重断层，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五四运动过于反传统。1949年中国解放后，一系列相关政策对儒家文化的衰落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杜维明：解放后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比以前更大。从鸦片战争（1839年）到建国（1949年）110年当中，每10年就会出现一次大的变动，如太平天国、不平等条约、日本的侵略、清朝的覆灭、军阀割据、国共两党抗衡。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每5年就有一次大的变化：从朝鲜战争到大跃进，从三年自然灾害到集体农场，再到文化大革命，每次变化都惊天动地。如果从教育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确是源远流长，但近代中国167年文化断裂的情形非常严重。所以中国人才会出现“集体健忘”，甚至这个“集体健忘”还是我们主动自觉的。这使得我们对历史的重新改写和回顾，看起来就多元多样，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就认为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我们要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儒学是应该扬弃的糟粕。

　　●●记者：您经常到韩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台湾等等同样尊崇儒教的国家和地区，您看到的儒学在当地的传承，给您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呢？

　　●杜维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播出过电视纪录片《河殇》，是反传统比较激烈的，它提出一个说法，就是希望“黄色土地能够进入蓝色海洋”。当时我就说，不要忘了，蓝色海洋不是大西洋，是太平洋，而太平洋中有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如果看得更远一点，还包括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而且多半都认为儒家文化对国家的发展有正面的意义。以前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儒家文化和小农经济、权威政治、家族制度和集体主义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新加坡根本没有农业，但它居然也能够发展儒学。台湾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儒学对它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影响。总之，这几个地区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当然影响既有正面也有负面。

　　韩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台湾这几个国家和地区我都去过。在我的印象中，日本是一个非常好礼的社会，韩国的文化资源非常深厚，动力非常大，知识界对儒家文化热情洋溢，新加坡秩序井然，廉政做得非常成功。从表面上看台湾有很多乱象，但我个人比较看好，因为这是一个发展已经相当成熟的社会，表现上的乱象并没有让整个社会面临解体的危险。台湾的文盲率只有1％－2％，中学生上大学的比例已经在50％以上，市民的职业性非常强。如果说内地有很多“海龟派”，那么在台湾，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知识精英，无论是媒体还是企业，海龟派都特别多。选民很有智慧，整个社会以中产阶级为主，所以很有稳定性和凝聚力。在台湾，从小学到大学，有很多课程都涉及到儒家文化。

●●记者：有人说，韩国和日本是中国文化的活化石，意思是说，中国很多古典的东西都在韩国和日本完整保存下来了。您对此怎么看？

1000韩元正面

1000韩元反面

●杜维明：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因为一方面，儒家传统只是文化中国很多资源中一个关键性的资源，不管中国文化的概念有多大，不能包括儒家传统。日本、韩国和越南等与中国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但又都有其独立的文化。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一元多体，50多个民族每个都有自己的文化。在韩国，大乘佛教、巫教和基督教影响非常大。在日本，神道教和大乘佛教影响非常大，基督教人数不会超过2％－3％。在台湾，影响力很大的是人间佛教。

　　大中华文化圈，跟韩国文化、日本文化和越南文化有很大不同。不能把韩国和日本算在大中华文化圈之内。在我看来，大中华文化圈，也就是文化中国，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再加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马来西亚有七八百万华人，印度尼西亚华人也很多，我们将其称之为离散族群，甚至还包括一些与中国人既有血缘又有婚姻关系的外国人，因为他们从文化上影响我们，还有一些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在塑造现代中国文化方面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韩国有专门的儒教大学，跟其他精英大学能相提并论

　　●●记者：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的差距主要在哪里？

　　●杜维明：第一，知识精英是否认同儒家文化。在韩国，有专门的儒教大学，名叫成均馆，跟韩国其他最好的精英大学可以相提并论。成均馆的命名来自中国元代的太学、国子监，有超过600年的历史，我去参观过。相比之下，中国的知识精英，包括中华书局的李一珉、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著名作家舒芜等，都强烈反对儒学，认为儒学是造成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

　　第二，政界和企业界是否推崇儒家文化。在韩国和日本，很多政界和企业界领袖都非常重视儒家文化。比如韩国三星集团一直在赞助成均馆，它每年都向成均馆投入成千成亿的资金，三星集团认为这对它是莫大的荣誉。

　　第三，生活世界是否体现儒家文化的精神，这是最有趣的。比如在韩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视儒家礼节，韩国人每年都要祭孔。而且韩国人很较真，认为祭孔必须使用明代的仪式，清代的仪式不够正宗，这是韩国的传统。十五、十六世纪，儒学在朝鲜族全面发展，韩国的年号基本上是顺着明代的年号，他们认为满清入关是对儒学的摧残。韩国的祭孔仪式非常庄严，弥漫着祭奠至圣先师的氛围，政府也很重视，经常是教育部长以上的官员亲自出席。在台湾，人们也搞祭孔，也至少是台北市市长和教育部长出席。中国最近也恢复了祭孔，但相比之下，旅游观光的色彩太浓，不够庄重，无法跟韩国比。

　　另外，韩国对儒家文化的推崇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比如韩国货币1000元是韩国流通最广的货币，相当于10元人民币和1美元。这张钞票的正面印着一位慈祥长者的人像，他就是韩国大儒李退溪，像下是他的生卒时间(1501－1570年)。李退溪号称“韩国朱熹”，是朝鲜李朝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为朱子学说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有人评价他为“朝鲜五百年推为第一儒家”。李退溪的人像旁边印着一个投壶，这是古代儒家学者游戏用的。钞票的反面印刷的建筑群是陶山书院，由李退溪一手创办，地位相当于中国的白鹿洞书院。

　　当然，儒家文化对韩国的影响也有负面。比如，韩国确实是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大男子主义很盛行。在韩国，大学教授在家请客的时候，同样是大学教授的夫人并不上桌，她只能在厨房陪同她的母亲一起做饭烧菜。还有，韩国女性即使在大学表现很出色，但毕业后要在社会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还是要受到一些限制。所以韩国的女性主义者对儒学批评得非常厉害。当然，现在情况也在慢慢改变。

　　普通西方人经常误读儒学

　　●●记者：您长期在西方教授中国传统文化，遇到的压力主要是什么？

　　●杜维明：我是从1981年到哈佛大学教书的。在此之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10年，也就是说，我在西方讲授儒家文化已经有近40年时间了。

　　儒家能不能得到发展，能否用英语或者说非汉语来表述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是儒家能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卡。世界三大宗教，每个都有多元多样的文化形式和语言，我们可以用中文来念圣经，并不一定非得用希伯莱文，我们也可以用中文来念佛教经典，并不一定非得用梵文。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英文、法文、德文等来了解儒家文化呢？我个人在这方面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无论是从中文来讲还是从非汉语来讲都有困难。中文的困难在于：由于听讲人过分熟悉，他们会说，儒家的负面影响很大，你一定要在海外多讲它的好处。英文的困难是：听讲人很愿意听，愿意了解和认识儒家文化，但由于不熟悉和文化差异往往导致误读。

　　●●记者：普通西方人会怎样误读儒学呢？

　　●杜维明：他们会认为儒家是一个特殊文化的产物。而且他们也了解到，五四以来的许多文化精英对儒家有很多批评，所以他们会想：儒家是不是过时了？儒家只是属于特定文化圈的价值，和我们西方人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现在西方开始逐步接纳儒家文化，开始思考它的人文价值。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把《论语》当作受教育的西方知识分子必须学习的一个文本。《论语》是唯一入选的非西方文本。

　　●●记者：听说您在哈佛开办的儒学课堂中，学生越来越多？

　　●杜维明：我已经教了7、8次了。最早开始的时候，学生大概有100多人，后来学生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超出500人。后来学生有所减少，到最后教的时候大概又是100多人。我已经有3、4年没有教了。2007年春天我又要开设这门儒学课程，我想学生应该会有100多人。我现在带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生都有。我给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教《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当然都是翻译过来的，而且是小班上课，限定学生不能超过12人。我给研究院上的课是儒家伦理，学生既有硕士，也有博士。

　　●●记者：您觉得，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儒学的哪些地方？

　　●杜维明：基本上是伦理，包括个人的修养问题，还有社会的和谐问题，还有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儒学的人文精神是很宽广的。西方的人文学和人文主义基本上是反自然和反宗教，对自然有侵略的倾向，对宗教不闻不问。但儒家所代表的人文学要求人类既要和自然保持和谐，又要与宗教保持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它的内涵比较宽广。比如儒家的金科玉律，包括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观念已经被西方接受，成为最朴实的伦理。

　　●●记者：但是孔子似乎也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似乎也排斥宗教？

　　●杜维明：不是。《中庸》里面说，鬼神之德，其盛矣乎！事实上，孔子是尊重鬼神的。《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人们一般认为，孔子只注重生，不注重死，只注重人，不注重鬼，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你不会走就不会跑。要先要知道人，才能够知鬼神。只有对人和人的世界有全面了解，才能了解鬼神。儒家有一个说法是慎终追远，所以才有祭祖的做法。鬼和神、魂和魄都很重要。招魂属于楚国的传统，但儒家也有这样的说法：当你祭奠祖先的时候，祖的游魂会回来和亲人团聚。所以儒家对鬼神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敬重态度。敬而远之并不等于害怕，而是尊重鬼神，认为不要用人所不知的力量去干扰它，而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跟西方凡俗的人文主义对宗教的排斥有很大不同。儒家伦理是扎根在人的基本经验之上的，与美学有密切的关系，另外人文学必须拓展到宗教的层面才能充分展现它的内涵。

　　很难给改造儒学列个清单

　　●●记者：今天人们都在谈论如何改造儒学，使其能够适应中国的现代化。您认为到底应该怎么改造？您研究儒学这么多年，能否给大家开个清单，列出哪些是应该被彻底抛弃的，哪些是应该传承下去发扬光大的？

　　●杜维明：当然可以列个清单，但这可能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第一，我们首先要了解儒学，这是一个跨时代的现象，又是一个跨文化的现象，同时又是一个多学科的现象。先认识，再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再看能否开发它的资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果没有深入了解，要想开个清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记者：人们都认为您是新儒学大师，难道对儒学也还不够了解吗？

　　●杜维明：我想我自己还差得太远！所有伟大的精神传统，比如基督教的传统、伊斯兰教的传统、佛教的传统都像长江大河乃至海洋一样，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另外，所谓大师的提法，我认为不是很准确。新儒学大师的提法，我也不赞成。没有新基督徒和新佛教徒的说法。当然，我们希望儒学能够创新，面对不同的时代和挑战它都能够创新。真正有创造性的工作很难的。我从开始接触儒学到现在已经有四五十年时间了，但我认为自己还是了解得很片面，常常会犯错误。

　　●●记者：您刚才提到，儒家在人文关怀方面高出西方一筹。您认为应该如何进一步开掘儒家的人文精神？

　　●杜维明：当今世界各地出现的生态环保危机表明，人和自然的关系要重新厘定。儒家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另外，人的终极关怀，也就是人的宗教信仰的问题也可以用到儒家。美国社会之所以富有凝聚力，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宗教。在西方社会里，美国和欧洲很大的不同，就是宗教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大。你如果到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市和附近的波士顿市看看，就会发现到处都是教堂。宗教在中国的发展非常快。这让我很惊讶。以前是儒道佛三教，现在是儒道佛和伊斯兰以及基督教五教俱备。儒教不是宗教，但它有宗教性，它能够在社会上扮演跟宗教类似的角色和功能。我编过两本论文集，就叫《儒家的精神性》。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人能否和平共处？儒家对各种不同的宗教都相当尊重，在这方面也有它丰富的资源。如何让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儒家很注重根源性，也很注重公共性，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是从事儒学研究乃至铸造传统文化的大师大德们共同的想法。我希望通过儒家，能够发展一种对话的文明。

　　●●记者：既然儒家有精神性和宗教性，而宗教都解决了人们面对死亡的恐惧问题，那么儒家如何看待死亡？我知道，道家的庄子很洒脱，他的妻子死了，他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

　　●杜维明：道家是希望通过修炼成仙来超越死亡。大儒面对死亡，也都是心平气和，有一个很庄严的回归仪式。王阳明曾经在阳明洞里摆放了一个石头棺材，每天面对它，来对死亡的挑战作出回应。曾子在去世前对弟子说，你看看我的脚，你看看我的手，我这一生能保全我完整的身体不是很容易。

　　把《论语》翻译成英文的一个学者，曾经引用一位法国著名思想家的话说，他没有看过比论语论述死亡的尊严更全面的书。儒家讲孝的时候，说生要事之以礼，死要葬之以礼并祭之以礼。儒家没有轮回的说法，人只有一生，死了也就死了，所以更珍惜生命。在儒家看来，君子有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也称三不朽，胡适后来把它又推广到宗教的三不朽。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到今天还没有死，孟子也没有死。只要有人还在怀念你，你就没有死。

　　●●记者：您认为哪些儒家的东西现在很明显是应该被抛弃的？

　　●杜维明：三纲应该被扬弃，包括君为臣纲，就是政治专制主义，父为子纲，就是家族等级制度，夫为妻纲，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三纲是一种政治化的儒教，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但是五伦，就是父子、君臣、夫妇、朋友、长幼，都是双轨的，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五常，以前叫仁义礼智圣，现在叫仁义礼智信，这些核心价值对现代中国依然有价值有意义，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借鉴的作用。这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同时又具有普世意义。

　　●●记者：三纲和五常之间会不会有难以割断的联系，使得人们难以继承五常抛弃三纲？

　　●杜维明：不一定。在西方，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概有1000多年，人们认为不通过教会不能得救。后来马丁?路德提出靠信仰照样可以得救，导致人们通过教会才能得救的信念动摇。五四以来，对儒家等级主义、权威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批评得已经非常充分。从事儒学研究的人，几乎没有例外，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是认同的。但必须知道，除了自由以外，还有正义和公义的问题。除了理性以外，还有同情的问题，即我们常说的恻隐之心。所以儒家的很多资源可以和西方启蒙思想相配套。西方常常讲普适的价值观，实际上自由是普适的，公义也是普适的，理性是普适的，恻隐之心也是普适的，权利是普适的，责任也是普适的，法是普适的，礼也是普适的，个人尊严是普适的，和谐的社会也是普适的。这些价值都有普适的一面，而且有些最好的价值还有矛盾，比如平等和自由矛盾，效率和公平矛盾。

　　现在中国有两个思想潮流，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新左派。新自由主义很突出自由和权利，新左派则突出平等和责任的问题。女性主义则突出团队的关系、同情和面向未来等。各个不同的思潮都有自己的特色。

　　希望政府和企业投入一些资金，专门培养文史哲的接班人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出现了祭孔、读经、建立国学院等现象，如此密集地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进行重新认识与推崇，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论。支持者说利于文化传承，批评者称商业味太浓。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杜维明：儒家在中国的发展，有人说是“国学热”，但总的说来我认为还是力量太薄弱，因为我们毕竟是从零开始。如果把日本对日本传统文化、美国对美国传统文化、法国对法国传统文化、韩国对韩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相比较，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就太糟了。太惨了，太惨了！太薄弱！我们必须考虑，怎么才能把民间社会很薄弱的儒家文化资源变厚。现在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影响社会的力量多半来自学术或知识领域之外，突出表现在超女、歌星影星等。真正的英雄似乎都是企业界领袖、歌星影星或者运动员。我很希望影星歌星运动员或者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们都能够有比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影星成龙热衷慈善事业，金庸的小说里有很多儒家文化的因素，但很多人对于宣扬传统文化并不是很自觉。

　　●●记者：现在，中国流行的观念是学习文史哲好像没什么出路，您也曾提过，教育最大的危险是滑入市场社会的危险。缺乏对年轻一代的儒学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加强？

　　●杜维明：市场经济是好的，我们担心的是市场社会。中国一旦滑入市场社会，所有人际关系包括婚姻都市场化了。中国人接触的价值领域太单一，过于突出政治经济，对文化不重视。比如中国的精英绝大多数愿意考理工或者医学，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认为学习文史哲好像没什么出路。就是学习社会科学的，也大多选择企业管理和外文。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不仅在大陆，就是在整个文化中国地区都比较少。现在大家应该有一种危机感，企业、政府、媒体要加大推动学习传统文化的力度。

　　希望政府和企业投入一些资金，专门培养文史哲的接班人。在美国，从事文史哲研究的大半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在文史哲研究中从事中国研究的，又是精英的精英。美国的大学校长，多半也是文史哲出身。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学术地位比商学院要高。只有文理学院才能授予哲学博士PHD，其他学院只能授予DR. 其他学院的学生要拿到PHD学位，必须跟文理学院合作。在日本，清流（人文学者）比较清苦，但社会地位极高。我很熟悉的一个日本学者冈田武彦，他的亲戚中企业家不少，他的薪水比他兄弟低得多，但他在他家里面最受尊重。另外，学术界的工作比较稳定，可以长期发展，比较容易得到满足感。比如医学外科手术，做上1000次，是非常乏味的重复劳动，没有多少创造性可言。所以医生多半会自己另外发展一些兴趣和爱好，或者是音乐或者是其他艺术等。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责任编辑：赵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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