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东史郎生前访华时在卢沟桥上的留影。 　　选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东史郎战地日记》

　　1月3日下午，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从京都打来电话，告知我东史郎先生已于当日驾鹤仙去。噩耗传来，伤感万分。在悲痛的同时，我与东史郎先生十多年来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又立刻浮现在眼前。

　　首次见面

　　我第一次认识东史郎是在1994年8月，那是东史郎先生战后第二次来到中国，此前他曾在1987年12月专程来过南京谢罪。笔者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简称南京馆）馆长的身份接待了他。东史郎当时已经82岁，但身体硬朗，一点儿没有年逾八旬的老人形象。东史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性格倔强、外表和心态都非常年轻。

　　东史郎当时是随着日本“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来到南京的，和战后第一次来不同的是，此时他已经作为被告，被起诉至东京地方法院，原因是1987年东史郎公布并出版了他的战时日记（日文版）。1993年4月，《东史郎日记》中涉及到的原分队长桥本光治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操纵下，以日记中所载“不是事实”、“损害名誉”为由起诉东史郎及出版社等。对于东史郎与桥本诉讼案，日本南京大屠杀“虚构派”代表人物板仓由明在1993年5月17日出版的《月曜评论》上发表文章公然声称：“本诉讼案乍见是为桥本恢复名誉，但其目的并不仅在此。我们将以此作为突破口，证明步兵20联队的残暴行为纯属虚构，要为其恢复名誉。尤其是若能证明所谓‘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那将更加符合全体日本国民的利益。”日本右翼分子的这段话，一语道破了这场诉讼的目的，正是为了通过司法程序，达到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以个案来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历史判决。

　　多方声援

　　1996年4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东史郎败诉。日本右翼势力开着宣传车到东史郎住宅旁边，用大喇叭施放噪音，燃起烟雾恫吓，干扰东史郎夫妇的正常生活，同时寄子弹头给他，写恐吓信威胁，妄图从精神上折磨和搞垮东史郎。面对这一情况，南京人民给了东史郎有力支持和帮助：

　　1996年8月15日，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专门派人来到南京，主要就一审判决涉及的问题调查取证。我与人合作赶写了题为《为正义举证》的长篇报道，见报后立即在南京乃至全国其他城市产生了影响，人们积极支持，纷纷举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97年8月14日至16日，首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专门邀请东史郎先生与会，并在会上发表了《与“虚构派”挑起的南京大屠杀案审判作斗争》的演讲。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东史郎还带着他唯一的儿子东隆史前来南京，除参观了南京馆外，父子俩还专门去了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前，向遇难者献了花，默祷谢罪。

　　1998年3月6日，南京馆委托南京工程爆破和设计研究所吴藤芳教授，在南京东郊江宁县上峰地区，完全模拟《东史郎日记》中的记述，进行了一次实爆试验，邀请东史郎及其律师团成员来现场察看。试验结果完全与《东史郎日记》中的有关记述相吻合。为了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世人，东史郎将自己保存60多年的战时日记、勋章和军旗捐赠给南京馆，并授权南京馆翻译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

　　1999年2月，南京馆专门举办了《东史郎日记》案资料展，先后吸引了约200万人次观展，坚定支持东史郎的正义行动。南京馆先后收到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7万多人签名横幅和声援信，以及美国、加拿大等海外友好人士的声援信函，经整理后交给东史郎案律师团。

　　最后愿望

　　1999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遇难62周年祭日，我和东史郎先生及其律师团与支援会成员一起，去日本最高法院，直接向审判法官递送了南京馆转交的全中国6万多封声援信函和横幅，希望法官能维持正义，倾听中国人民的呼声，作出公正的判决。

　　2000年12月11日，我和东史郎应冈山县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的邀请，在冈山举行“东史郎证言报告会”，我与东史郎同台发表讲话，受到许多日本朋友的好评。由于三审败诉的结局，对东史郎精神和身体上的摧残较为严重，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以至于一场报告下来，他的内衣全部湿透，我们既为他坚持向更多的人讲清历史真相的精神所感动，又十分担心他的身体健康。

　　2003年10月24日，我第二次登门拜访东史郎夫妇。东史郎当时还处于接受大腿动脉管手术的疗养阶段，屋内木板上摆着一张小折叠床，那是他的病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东史郎先生紧紧抓住我的手，诚挚地对我说：“我生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再去南京谢罪一次！”我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一心想满足老人的最后愿望。此后，尽管多次与声援会和东史郎亲属商量，哪怕是坐在轮椅上，也要实现他的心愿，但东史郎的身体条件始终未能如愿，想不到竟成为永久的遗憾。

　　《人民日报》 (2006年01月05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