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英国《泰晤士报》编辑部国际新闻编辑平台。 　　本报记者　温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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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首都伦敦潘宁顿大街1号是一座不起眼的低层建筑，已经问世221年的《泰晤士报》就是在这里续写着新的历史篇章。《泰晤士报》总编辑罗伯特·汤姆森的办公室与编辑部大平台相连，通透但不嘈杂。汤姆森办公桌背后的墙上挂着显示伦敦、北京、纽约时间的三个挂钟，似乎是在以这种方式表明着办公室主人的独特经历：今年45岁的汤姆森出生于澳大利亚；上世纪80年代，他曾作为《悉尼先驱早报》记者常驻北京；此后又为英国《金融时报》在美国供职数年；2002年，他成为《泰晤士报》有史以来第一位非英籍总编辑。

　　两个多世纪以来，《泰晤士报》历经沧桑。汤姆森办公室墙上三个挂钟的下面醒目地悬挂着一幅由本杰明·罗伯特·海登绘制的油画《等待〈泰晤士报〉》。19世纪30年代初，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金融贵族争夺权力日趋尖锐之时，辉格党与托利党围绕一项改革法案在议院进行了激烈较量。1831年10月8日，《泰晤士报》以四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当天早晨6时30分才结束的贵族院改革法案大辩论的全部内容。油画生动地描绘了两位伦敦读者在一家咖啡店内急切等待《泰晤士报》的情景，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1785年创刊的《泰晤士报》曾经有过怎样的舆论影响力。

　　“现在的情况与那个悠闲得在咖啡店里连报缝都读的时代不同了，”汤姆森在与本报代表团交谈时说，“现在的《泰晤士报》既面临着同行间的激烈竞争，也面临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现在的读者都很忙，没有一个读者会每天读完所有版面上的内容。考虑到市场形势严峻和读者选择性阅读等因素，包括报纸形态在内，《泰晤士报》必须有所变化。”从形式上看，《泰晤士报》近年来最大的变化便是由对开“大报”变为更为方便携取、阅读的四开“小报”。为了能够一下子就抓住从报摊上购买报纸的读者眼球，改为“小报”的《泰晤士报》头版除突出处理头版要闻外，还精选新闻照片醒目刊出，头版左侧则为一栏导读，以便于不同读者通过导读一下就翻到自己特别感兴趣的版面。

　　“这是一张小报，但它不是黄色小报，而仍然是一张严肃的报纸，这一点非常重要。”汤姆森说，“它以新的形式展现大报的内容和价值。”他认为，要展现“大报的内容和价值”，卓越的编辑质量是所有工作的基础；而为了保证“卓越的编辑质量”，保持一支高质量的编辑、记者团队至关重要。“这个团队必须有着严格的纪律，我对这个团队的要求是既要严厉又要公平。应该使编辑、记者懂得自己的工作价值，并给予他们发挥自主能力的空间。”汤姆森说，“当然，培训也是重要的，但这是一种双向的培训。我们常常在午餐时请资深编辑、记者为年轻人教授新闻业务；老编辑记者也要接受如何使用网络等培训内容。即使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一旦停止学习，肯定不会称职。”

　　在《泰晤士报》编辑部大平台，国际新闻主编马丁·弗莱彻和网络版主编彼得·巴勒一边带领我们参观，一边介绍说，为了赢得更多的读者，《泰晤士报》更加重视利用漫画、图表、照片等“读者友好”的版面语言。除了著名的专职漫画家彼得·布鲁克斯外，另有七八位编辑专职制作方便读者理解各种热点新闻的图表。《泰晤士报》另设一名专职版面设计总监，负责对报纸整体视觉效果进行设计安排。“充分发挥网络优势，是《泰晤士报》的又一努力方向，”巴勒指着大平台一角介绍说，“那里的七八位编辑就是专为网络版提供突发新闻报道的人员。”《泰晤士报》网络版已向除英国和爱尔兰以外国家正式推出电子报纸。电子报纸与真正报纸的样式一模一样，自每日格林尼治时间清晨5时起，订户便可读到当天的电子报纸，其售价为每日30便士，较每份《泰晤士报》在英国本土售价60便士便宜一半。在变化中求发展的努力使《泰晤士报》有了明显好转的经营业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泰晤士报》发行量约30万份。现在《泰晤士报》不断赢得新读者，发行量约为70万份。”汤姆森说，“但这只是一个新起点。实在不敢奢谈成功。一旦自认为是成功的，就是向失败迈出了第一步。”

　　更值得一提的是，《泰晤士报》的另一变化便是愈来愈关注对中国发展的报道。就在本报代表团访问《泰晤士报》的前一天，《泰晤士报》于1月17日刊载了一条消息，报道英国著名的公立学校布赖顿学院1月16日宣布，该学校自今年9月起将把汉语列为140名新入学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学期至少一年，布赖顿学院因此成为英国首家将汉语列为必修课的学校。布赖顿学院院长凯恩斯从未访问过中国。他回忆说，他是在澳大利亚休假期间，听到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英国的消息后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做出这一决定的，“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让布赖顿学院的学生作好应对21世纪种种现实情况的准备，而其中一个重要的现实就是，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谈到这一报道时，《泰晤士报》国际新闻主编马丁·弗莱彻笑着告诉我们，他的女儿正在剑桥大学读书，现在也在学汉语，“女儿很快将到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因为汉语是未来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