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会场后方一间隔音的小屋子里，除了耳机里传来的发言，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在这个有几百名中外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是最认真的听众：透过面前的玻璃窗观察着发言人的表情、肢体语言和周围环境，一边全神贯注地听着发言，一边几乎完全同步地译出每一句话。他就是这次大会的同传译员。与会者通过座位上的耳机，可以收听到他的翻译。

　　同声传译素有“金字塔塔尖”和“翻译王冠上的明珠”的美称。众多的赞誉反而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那么，它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工作？记者为此采访了多名同传译员和教育工作者。

　　外语好不一定能做同传

　　一般情况下，同声传译与会议的级别和规模没有直接关系，凡是日程紧凑、内容丰富的国际会议都可以根据需要请人做同传。

　　长期以来，“只要英语好，就能做同传”是很多人的认识误区。不少公司以为，组织国际会议的时候，去外语院校随便找个学生就可以了。其实，同声传译是一个对个人素质要求很高的专业领域。除了出色地掌握两种语言外，合格的同传必须反应敏捷、口齿清晰、善于集中注意力，而且具有良好的记忆力、逻辑分析能力、概括能力和心理素质。

　　据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老师介绍，这些素质中有些是先天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口译。因此，外语类院校从招生时就开始严格把关。北外高翻学院每年招生60名，首先通过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进行筛选，然后在关键的复试环节综合考察学生的语言基础、听说能力、语音语调、知识面和反应速度等。

　　林华是一位在联合国总部工作20多年的同传译员。她笑着讲起自己刚到联合国时，在一次会议中露怯的情形。“那是给一位中国代表做口译，当时这样的机会很少，我不免有些紧张。结果翻着翻着，忽然有一个词卡住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僵在那里，耳机里传来代表的埋怨：‘这个翻译怎么这样！’好在我很快恢复了镇定，接下来的翻译进行得还比较顺利。”

　　往事历历在目，一转眼，20多年已经过去了。其间，林华翻译的话题从法律换为妇女儿童，再换为裁军、维和、财务、外太空等，在联合国内转了整整一圈。谈到担任联大口译所承受的压力，她说：“做同传总是有压力的，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在语言能力很好的情况下，心理素质就成了影响口译质量的关键因素。所以要保持一颗平常心，越是级别高的场合，心态越要平和。”

　　同传培训、工作都很辛苦

　　“同声传译需要掌握特定的技能，会说不等于会译。比如，别人给你讲了个故事，你再用自己的话转述给朋友，内容可以遗漏也可以添加。口译却不行，信息点一个也不能漏，更不能添油加醋，而是经过逻辑组织以后用另一种语言准确复述出来，这必须经过专业培训。”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柴明颎院长如是说。

　　翻译教学以语言为基础，以翻译体系训练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目前国内有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厦门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开设了高级翻译培训项目。其中，北外早在1979年就受联合国和中国政府委托，成立了联合国译员训练部，为纽约、日内瓦等地的联合国机构和中国各部委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后来随着联合国译员职位空缺的减少，译训部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高级翻译学院。林华就是译训部第三期的学员。刚开始练习边听边说的时候，她和其他同学都很不习惯，只要一开口，就听不见磁带里讲什么了，于是着急起来，越急说话声音越大。这样一天下来，嗓子哑得厉害，全班都喝胖大海。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开始教给她们一些技巧，比如把主句和从句断开，培养对发言内容进行预期，以及怎样在判断错误的情况下很快把话漂亮地说回来的能力。那时，她们连上课带练习，平均每天做七八个小时的口译。以至于林华刚到联合国的时候，觉得为联合国大会做口译，3个人一组，每20分钟轮换一次，比在译训部轻松多了。

　　实际上，世界最大的口译团队不在联合国，而是在欧盟委员会。欧委会口译总司仅正式雇用的同传译员就有近500名，可以把英语译成19种语言。欧盟与我国签订协议，按照承诺，欧盟每年要为中国培养一定数量的译员，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孙振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据参加过培训的学员介绍，欧盟特别注重语言质量，在意时态用法，以及语言是否通顺流畅。由于欧盟成员国的许多公民都懂至少两门外语，欧委会的翻译必须译得非常地道，让母语国家的人听得舒服。

　　成为一名同传不容易，同传的日常工作也非常紧张。按照国际惯例，会议主办方一般要雇两三个翻译，每15—20分钟轮换一次。因为这是一份高度紧张的工作，需要在瞬间完成倾听、翻译、说出的过程，而人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注意力。一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会议口译员告诉记者，同声传译是一种瞬间的思维方式。翻译听到一句话，必须立刻记住，然后马上把它用语言抛出去，忘掉，再记下一句，否则脑子就会因为塞满了各种信息而炸掉。加上同声传译强调的是现场发挥，一旦砸了锅就是翻译的责任，会影响他在业内的声誉，工作时状态有多紧张可想而知。

　　恶性竞争压低同传报酬

　　如此辛苦的同传工作收入多少？一位同传向记者透露，在北京翻译一场会议的价格是每人每天5000元，上海是8000—1万元/天。但北京市场很不规范，价格有时会被压到2500元/天。

　　正因为同声传译身上笼罩着高薪光环，而且这份工作感觉十分体面，很多年轻人纷纷参加培训，希望能成为一名同传。但是，这也造成了同传市场的鱼龙混杂。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抱怨说，有太多人声称自己能做同传，加上国际会议本身质量参差不齐，给一些水分大的会议做同传很容易。有的在校生通过关系拉到了客户；有的自由职业者用给会议主办方回扣、帮他们交税等手段招揽生意。诸如此类的恶性竞争不仅压低了同传应得的报酬，也损害了这一行业的服务质量和名誉。无序的市场状态提醒人们，同传译员作为高级专业人才，也应该像律师和注册会计师一样，有一个统一的资格认证。

　　除了几所高校高级翻译学院各自为政的毕业考核，以及社会上各种不辨真伪的翻译资格认证以外，我国政府现有两个面向社会的翻译资格考试，一个是人事部的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一个是教育部的全国外语翻译证书考试。这两个考试尚未普及，也未达成统一，目前国家还没有强制同传译员持证上岗。相比之下，国外的同传准入机制要健全得多。

　　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是一个著名的国际性民间同声传译行业组织，它在中国大陆仅有27人，其中17人在北京，10人在上海。相信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我国一定能够拥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同传译员和一个良好的同传市场。▲

　　《环球时报》 2005年10月21日 第二十二版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