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荷兰阿纳姆布伦贝克老兵纪念馆。来自荷兰各地的上千名二战老兵与平民集中营的幸存者，在此集会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当我如约来到纪念馆内一家餐馆门口时，阿娜丽·奥德曼女士已在那里等候。尽管我们未曾见过面，尽管当时餐馆门口人来人往，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她：中等个子，一头花白短发，略带哀伤的眼神，身着一件毛衣外加一件厚上衣，与周围人的夏日短装形成鲜明对比。攀谈几句，发现她说话小心翼翼，低缓的语调中隐含着一种谨慎与不安。忧郁，是我见到阿娜丽·奥德曼女士时得出的第一印象。

　　在纪念馆的休息厅里，71岁的奥德曼女士向我谈起了她的往事。她小时候生活在印尼，父亲是铁路工程师。1942年3月日本侵占爪哇岛以后，住在那里的荷兰人都被圈进了平民集中营。她本来性格很开朗，喜欢跑来跑去。但到了集中营后，环境完全变了。10岁以上的男孩和女孩都必须干活。她每天割草，搬运垃圾。“我们每天早晚要点两次名，还必须向日本人鞠躬，稍有不慎，便会挨日军的耳光，或被罚在烈日下暴晒三四个小时。我那时候一见日本人就哆嗦。”

　　到了1944年8月，她的父亲被日军抓去当劳工，妈妈带着4个孩子被关进了爪哇中部的一座监狱，从此生活在饥饿和疾病当中。在大约200平方米的监狱里，关押着大批妇女儿童。“每天都会有四五个人死去。”“更可怕的是，日军经常来搜寻女孩，十四五岁的女孩要是被日军看中，就会遭强奸、轮奸。长相好一点的女孩子，每天都故意将自己的脸抹得又脏又黑，生怕落入魔爪。每回日军来搜查，妈妈们都要设法将女儿藏起来。即便如此，许多十四五岁的花季少女还是被逼成了日军慰安妇。”幸运的是，奥德曼一家都活了下来，于1946年10月回到了荷兰。

　　回到荷兰，过上了正常的日子。但在成长期遭遇的磨难让奥德曼女士的心灵受到了极大伤害，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她希望将那段记忆永远尘封。“我有个犹太男友，也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他将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告诉了我，我却从未跟他谈起自己的经历。”

　　奥德曼后来成了一名拉丁语教师，结了婚，有了3个孩子，后与丈夫离异，现独自生活。“我从不想把那段经历告诉孩子。孩子们都觉察到我过去一定发生过什么，但从来不敢问，怕我伤心。直到现在，孩子们和我的前夫都一直不知道我的那段经历。回想起来，那可真是一种‘伟大的沉默’！”

　　奥德曼与儿女们相处非常融洽，她希望通过亲情的感召，通过这种“伟大的沉默”来忘却痛苦的记忆。但事实上，随着岁月的增长，心理的痛苦却在与日俱增。有一件事尤其让她难以承受。有一对日本夫妇住在奥德曼隔壁。起初她对日本邻居非常反感，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觉得他们人还不错，彼此也能和睦相处。有一天，她偶然与邻家女主人说起自己在印尼集中营里待过好几年，挨过日军的不少拳脚，差点丧命。“让我惊异的是，她居然对日本侵占印尼的历史一无所知！她说在日本学校里从来没有这种教育。她只知道日本遭受过原子弹袭击，死了好多人……日本的史学教育为何如此狭隘，如此不重事实？这真让我难以接受。”

　　埋在心底几十年的痛苦记忆，到了50岁时开始不断翻腾。辛酸苦辣，使她再也无法坚守“伟大的沉默”。她去找心理医生，又参加了一些幸存者组织。“但每当参加幸存者的活动，大家都闭口不谈当年的经历，还一直都在设法回避。”近20多年来，她一直都在设法使自己解脱，却始终未能如愿。奥德曼说，她从未接受过任何采访，这是第一次面对记者。但据我观察，她虽然同意接受采访，还是不愿把这段经历和盘托出，说到具体细节时总是一语带过。她说，“在肉体上我是活下来了，但精神上，却永远无法回到正常。”

　　《人民日报》 2005年09月13日 第十六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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