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高筑道德防线 

　　香港《大公报》7月4日发表评论文章说，俄罗斯公民在很大程度上是高道德标准的，俄罗斯人的哲学思维非常到位，使得公民对于贪污的容忍几乎没有，因为任何的贪污，都会引起俄罗斯人对于道德崩溃的联想。

　　文章摘录如下：

　　最近有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的财经智囊团没有准确预测国际高油价时期的来临，在长期的报道中，始终认为石油高价格是一时的，是炒家所为，而且还存在国际阴谋。其实准确地讲，国际阴谋是常态。自1840年后，中国在国际社会间基本就已经处于国际阴谋下，这没有任何好大惊小怪的，但如果在中国存在不趋小同的专家才是国家的幸事。比如对俄罗斯存在贪污问题，基本上都是西方媒体观点，但如何正确理解，才会使得我们对于俄罗斯不会过分轻蔑，或者过于亲近。对此，如果不能够理解最近八年在俄罗斯发生的贪污案的本质，我们就无法了解过去八年俄罗斯取得的任何成就，同样无法预测未来十二年，就是到2020年后，俄罗斯未来在全世界可能取得的政治、经济地位。

　　首先，俄罗斯在经过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整体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模式将会在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共同治理下。2008-2020年是俄罗斯能源输出型经济模式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外交上俄罗斯需要建立以自己为主体的石油输出模式，因为未来西方通过发展高科技，会减少对于石油的依赖。

　　其次，俄罗斯公民和官员自身对于任何贪污案件的容忍度同样是没有的。对于重大贪污案有很多的著名记者和议员会首先身先士卒，亲自勘查。俄罗斯的最高行政单位私下认为，这样的情况对于俄罗斯政治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这样做非常危险，这些记者和议员的生命得不到保障，而且事后政府不能够做任何的澄清。往往在西方媒体的误判下，俄罗斯政府最后背黑锅，但这时间往往也就是五六年。如1996年后，俄罗斯媒体对于寡头的报道，把1992年“休克疗法”后的怨气都集中在寡头身上，甚至当时非常流行对具有黑势力帮派色彩的寡头调查。这以俄罗斯中部铝企业的经济问题为主，为此有几位记者在调查中被打甚至丧生，但最后形成全民痛恨寡头的社会氛围，尽管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政府腐败的表现，但在大的战略下，政府赢得民众对于寡头的共同认识。这为1999年后，普京开始整肃寡头，创造了非常好的社会氛围。如在抓捕寡头后，几乎没有民众认为这是错误的。

　　俄罗斯公民在很大程度上是高道德标准的，俄罗斯人的哲学思维非常到位，使得公民对于贪污的容忍几乎没有，因为任何的贪污，都会引起俄罗斯人对于道德崩溃的联想。

　　今年三月在莫斯科发生“三个鲸鱼”家具城少报海关税款的案件，而且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相关官员同样发生问题，案件涉及的相关各系统官员有二十多名。此时记者出身的国会议员谢科奇辛因调查案情而神秘死亡。

　　对此，俄罗斯《消息报》分别用三天三大整版详细报道自2000年立案以来侦讯的走私与贪腐特大案件。在这之前，这类报道以月报《完全机密报》最为擅长。

　　发生在莫斯科的海关漏报税案，该案件是普京执政期间最严重的贪污案件之一，而案件漏报的税款为1600万卢布，大约合380万人民币。这些钱好像也不少，但对于一个经济刚刚起飞的俄罗斯，而且是在海关的漏税案件，这些钱其实不是很多。几年前，相关的漏报海关税的案件，至少十几亿美元是跑不掉的，有的在十年前就达到40多亿美元。

　　现在俄罗斯已经没有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并且俄罗斯人同样没有接受西方的民主化思维，因为西方民主化思维主要在一定程度上首先要让公民遵守一定的规则，然后在整体稳定的前提下，按照社会精英思考或者讨论出来的模式进行发展，但这种模式对于很多的公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俄罗斯人所无法忍受的，俄罗斯人对于社会的任何发展进程都是非常热心，积极参与的。比如在十月革命、在苏联解体期间，俄罗斯联邦改革的“休克疗法”，官员还没有休克，但差点让所有俄罗斯民众都集体过度休克，甚至导致死亡。

　　再次，这些贪污案件的揭露和媒体的通力合作密不可分，俄罗斯媒体人对于媒体第四权有相当的迷思。对于这一思想，自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开始，已经深入到每一位媒体人的思维，因为对每一位媒体人而言，不卷入这些贪污案是基本的追求。俄罗斯媒体很多的驻外机构的记者其实对于如何推销自己的媒体没有太多的概念和思维，这些记者的思维经常是过于商业化或者完全不商业化。

　　最后，最近几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贪污案件，总体而言，是由于俄罗斯经济高速发展，但相关的行政规章制度没有太大的改变造成的。

　　未来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需要在十二年间建立国家运行的一定模式，方便民众，以民为本，不能够以官僚为本，以能源为本。不如此，民众对于官僚过度反感，都会导致社会再次陷入不稳定当中。(吴 非 胡逢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