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真的锁过国吗？

　　《2077日本锁国》是去年日本一部颇受欢迎的科幻动画电影，它幻想70年后日本国家权力被大公司窃取，再度锁国，以秘密研发国际禁止的人体生物技术。结果日本国内人迹灭绝，对外完全隔绝。

　　“锁国”一词，本指日本江户幕府时代的对外政策。今天的娱乐作品用这个词制造噱头，把它和孤立、黑暗、专制紧紧联系起来，可见其负面意义深入人心。

　　锁国概念的符号化乃至娱乐化，是件有趣的事，因为当代史家大多已纠正说：江户时代的日本从来就没有完全隔绝，“锁国”一词也从来没有出现在官方政策中。所谓“锁国”，只是欧洲人对当时日本的一种误读。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误读被广为接受，反而成了对日本历史的权威解释。

　　早期的德川幕府对西洋贸易持开放态度。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利用菲律宾、中国的澳门和台湾展开在东亚的商业活动，长崎和平户则是日本最重要的对欧贸易港口。随之而来的是基督教的传播。17世纪初，本对传教持宽容态度的德川家康，发觉基督教不但动摇了日本以佛儒思想为根基的社会结构，而且威胁着幕府对沿海各大名的政治影响，于是下令禁教。

　　幕府的政策是将贸易与传教分开处理。在与菲律宾等地总督的通信中，德川家康屡次表示欢迎贸易，但不允许传教。因为西、葡两国的传教士屡禁不止，幕府这才先后下令，断绝了与两国的往来。其结果是使荷兰成为日本最主要的欧洲贸易伙伴。“兰学”能够在17、18世纪的日本大兴，正说明日本不但没有隔绝于世，而且在有所选择地吸取西方文明成果。

　　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朝鲜和琉球在朝贡体制下的贸易往来，也从未停止。

　　锁国之说，最早来源于德意志人凯姆弗尔（EngelbertKaempfer）对日本的描述。1690年，凯姆弗尔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由长崎登陆，在日本度过两年时光。回欧洲后，他便著书向西方读者介绍途中见闻，他的三卷本日本史著作成为当时欧洲人了解这个“神秘”岛国的主要依据。

　　但凯氏本人不通日语，与当地社会接触也有限，他对于日本的理解，只能更多依靠在欧洲知识结构基础上发挥想象。比如，他在书中否认日本语言文化和中国的关系，而猜测日本人是上帝惩罚人类建造巴别塔之后，由巴比伦漂流到东方的一支民族，竭力将日本同《圣经》扯上渊源。

　　是凯氏本人的语言、知识、视野局限，让他认定日本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被“锁”的并非日本，而是凯姆弗尔本人。19世纪初，他的书被译介回东瀛，学者志筑忠雄用“锁国”二字翻译一个西方人对日本的一知半解。

　　19世纪的东亚，不但传统世界秩序被民族国家体系打破，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知识架构被西方语汇替代，各国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新体系、新知识、新词汇重述历史。于是“锁国”这个在日本历史上并未出现的词，“出口转内销”地成了日本人对于自己历史的定识。

　　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东亚现代化史，在今天的表述上相当一致：都是由封闭到开放，由落后到先进，由愚昧到文明。日本锁国，与中国海禁、朝鲜闭关，一律被诟病为导致民族衰落的病因。三国的民族主义学者，在抗拒殖民、救亡图存的呼声背后，也大都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把“开国”作为新历史的起点，否定此前“愚昧落后”的历史。

　　锁国与开国的对立，其实是西方对东亚的文化殖民构想。这种构想背后的逻辑很明确：东亚现代史的起点，在于西方文明的输入。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东亚世界已堕入黑暗和蒙昧，没有能力更新自身。

　　这一策略可说相当成功，表现在东亚人斩断自己历史的努力甚至不亚于西方入侵者。当代日本人的常识中，是美国佩理舰队的“叩门”开启了日本的现代化。中国人定义的“近代”起点，也在1840年鸦片战争。这种以“欧洲人来了”为中心的叙事，一边批判了殖民主义，一边强化了殖民主义的历史意义。

　　但是，中国真的如此封闭吗？日本真的锁过国吗？在东亚普遍走向复兴的今天，应有更多人追问这种历史叙述的前提。(宋念申 年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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