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07中日关系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007年的中日关系，体现了全球化与地区化的时空聚焦新形态。中日之间在本年度的战略合作，反映了中国崛起与亚洲群雄并起大潮下的中日战略新尝试。而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实质化”，意味着“经济依存与政治互信”，已成为中日共同构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时代基石。

　　2007年既是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70周年，也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奠定和平友好关系基础的35周年。

　　而从地区层面看，10年前的1997年，中日韩与东盟共建了地区合作的“10+3”平台，确立了“东亚共同体”总目标，标志着中日开始把地区作为共同发展空间，将地区利益作为共同战略利益。中日关系也因此被赋予了“地区主义”的新含义。

　　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35年历程，始终伴随着国际格局演变的主旋律，反映着大国关系变动的基本轨迹。两国关系在冷战阴云中起步，于世纪交替中走过“而立之年”，如今处在走向“不惑”的关键期。“不惑”意味着理性，而理性基于成熟的思考。这种思考，是对全球化时代特征的审视，对国际关系基本格局的判断，对中日两国和平发展、友好相伴、共担地区责任的设计与构建。

　　从思考到构建

　　2007年也是中日关系从思考走向构建的“序章之年”。如果说去年安倍晋三“破冰访华”，主张“战略互惠”，使中日关系驶入理性思考期，那么，2007年温家宝总理“东瀛融冰”，提出构建“高层经济对话”机制，则赋予了“战略互惠”新内涵，中日关系走向“积极构建的新时代”。

　　今年4月，温总理访日，打开中日经济战略合作新时空。年中，国防部长曹刚川访日，揭开两国安全合作新篇章。上月，“深圳号”入港东京湾，实现了自1934年后73年来中国军舰首次出航日本，早在七年前就确定的中日军舰互访终于实现。年底，首轮“中日高层经济对话”如期举行，重笔勾勒了中日经济战略合作的远景。明天，福田康夫将以首相身份访华，最终实现双方领导人年内互访，为明年中日关系的“飞越年”奠定了良好基础。

　　2007年的中日关系，体现了全球化与地区化的时空聚焦新形态，同时，中日之间在本年度的战略合作，则反映了中国崛起与亚洲群雄并起大潮下的中日战略新尝试。而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实质化”，则意味着“经济依存与政治互信”，已成为中日共同构建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石。

　　战略碰撞

　　思考中日关系的未来，难以回避对过去颠簸碰撞的反思。

　　冷战后，东亚地区经济依存加深，但以双边军事同盟为基础的安全结构并未改变。“经济依存”与“安全对立”的双重结构，可谓导致中日关系时空错位的主因。进入新世纪，中日同时迎来新开放，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两国关系已超出双边范畴，呈现“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特征，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日趋多元化、复杂化。

　　特别是2001年以来中日在发展战略、地区战略和世界战略上矛盾突出，成为两国关系颠簸震荡、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

　　2001年中国“入世”，迎来历史性新开放，世界投资涌入，经济快速成长，中国日趋表现“政经双强”特征。而日本战后的“赶超战略”仅实现了经济强国梦，“经强政弱”的跛足大国形象至今未改。中日发展速度的落差，演变为“中国威胁论”的升级。

　　而从日本方面看，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渐趋走出泡沫黑洞、重新步入扩张期，民族主义风潮上扬，国际政治诉求上升，以摆脱战后体制为核心的“政治追赶战略”逐步形成。而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调整对日政策，强化双边同盟，为小泉内阁落实政治追赶战略提供了外部条件，也使日本保守民族主义思潮膨胀，更使小泉在任五年半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在为侵略历史翻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地区战略上，日本的“主导东亚”战略与中国的“和谐亚洲”战略碰撞，使双方矛盾加深。1999年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破裂后，日本外经战略走上“以双边补多边”的道路，通过构筑双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推动“东亚共同体”，营造全球竞争腹地。在此，日本一方面主张构建相互依存、互助合作的地区体制，另一方面，又强调确保地区主导权。

　　在日本看来，中国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地位，以及美国对东亚的现实影响力，有使日本陷入“中美夹缝”的危险，要想通过政策、法律制度及产业分工体系的“日本化”重建东亚秩序，中国是主要的障碍。结果，使理应成为中日战略合作的地区多边舞台，演变成新矛盾的滋生地。

　　经贸压舱

　　中日政治关系一波三折，但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大势如潮，成为维护中日整体关系稳定的压舱石。

　　实际上，中日经贸关系就未曾中断过。恢复邦交前，主要表现为民间贸易往来。也正是这种基于中日民间友好人士的贸易，奠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中日复交后，民间贸易公开化，并形成了不断扩展的投资纽带，中日经贸关系飞跃发展。

　　眼下，中日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中日同时受益，经济规模同时扩大，已证明中日产业间存在“相对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日经济的互补性仍是促进彼此发展的动力之一。

　　中日经济的互补，集中表现在日本对华投资的扩大，以及相关产业对中国市场的转移。上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大发展，新兴市场国迅速成长，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随之，世界资源、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出现前所未有的重新组合与配置。这个过程导致日本原有的产业、企业开始失去比较优势和世界竞争力。中国市场的开放，为日本产业找到了焕发比较优势的新空间。日本企业通过对华投资，利用中国的低成本，实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重新赢得了全球竞争力。

　　同时，日本落后产业的对外转移，也为其国内产业升级换代腾出空间。新兴的高技术含量、高设计含量以及高知识含量产业迅速崛起，研发、设计、咨询、金融服务，乃至医药、健康、教育等新型服务业快速成长，成为质量型增长的新支点。中日经贸关系出现了产业相互融合的新特点。

　　在此过程中，日本企业的母公司与在华子公司之间，利用投资实现了生产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的贸易化，与产品的回销结合，形成了“企业内贸易”，在结构上，确保了双边经贸关系的“低风险”。

　　诚然，与10年前相比，2007年中日贸易额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下降，但这并不能反映中日经贸关系的萎缩。其根本原因在于2001年中国入世后，同时展开了欧美两大市场，中国对外贸易有了更广阔的空间，规模急剧扩大。事实上，同期，日中贸易额在日本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已从8.2%上升到17.2%。而且，日本对华投资连年扩大，中日产业融合纵深发展，产业结构上的“政治安全阀”日显功能，成为整体关系平稳发展的重要基础。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维护中日经贸关系的稳定、纵深发展，已成为关乎两国关系以及国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值得期待的是，随着福田首相的访华和明年胡锦涛主席的访日，中日完全可能进一步展开符合时代潮流的“构建”时代。